结语

第13章追求自主的意义

加斯·费根（Garth Fagan）是当代舞蹈世界真正的天才之一。他的舞蹈团有一个标志性的舞蹈动作，即舞蹈演员以优雅的原始姿势高高跃起，往往跃上难以想象的高度。这种“规定动作”被称为“序曲：戒律即自由”。 费根团的舞蹈演员以势不可当的能量和力量腾空跃起并起起伏伏，但他们在表演中没有出现丝毫混乱或无组织的状态。相反，我们能看到他们的负责任和相互依靠。每一名舞蹈演员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这体现了典型的负责任的态度，但同时又有着惊人的自由和灵活性。

这些舞蹈演员的行为有助于说明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负责任不必被视为义务，反而可以与自由联系在一起。他们负责任的行为不是受他人控制的，而是自主的。如果他们感到有压力，必须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上（如果他们只是内摄他们在舞台上的必要性），那就不会那么灵活和自由，表演的神奇感就会消失。但他们的行动是自由的，有着充分的意愿，所以，这些高度自律的舞蹈演员表现出了非凡的创造力。

亚伯拉罕·马斯洛也这样认为，他说：“责任是令人愉快的，履行责任让人快乐。”对他来讲，“责任”并不意味着义务或强制，而是意味着根据情况做要做的事。如果你的孩子饿了，你会喂他们。但是，处于爱和对后代的深切责任感而做出的行为与仅出于义务和职责而做事之间有着很大区别。

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认为，自由意味着完全接受自己的界限。自由存在于约束之中——不是别人任意施加的约束，而是真正的约束。

比如那些使我们人类无法飞翔的约束、令我们人类无法承受潮汐波力量的约束，以及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使我们无法理解核物理的约束。这些是存在于事物本质中的真正约束。

但是，强加在孩子身上的约束，比如“不要制造噪声，否则你会受到惩罚”，并不是自然的约束；相反，它是任意的，是由处于优势地位的人强加的。与那些使得我们真正了解自己的约束相比，这种强加的、任意的约束是肤浅的。

人们若想找到自由，部分途径是接受他们真正的约束，但这并不能确保他们在社会中有效地发挥作用。此外，他们可能需要接受一些由社会组织制定的强制的约束。当然，社会很看重人们接受这些规则。

对每个人来说，一个重大的挑战是接受对他来说有意义的强制约束，同时又保持个人自主感。费根团的舞蹈演员似乎相当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

内心的自由

在现代社会，如果人们足够聪明并且愿意努力工作，也许可以赚到数百万美元。他们可以举办音乐节、为自己盖房子、在组织中晋升、获得丰厚的财产、把孩子送到他们选择的学校去，如果他们能够并且愿意按照特定的方式行事的话。实现这些目标的工具性是相对明确的，强制的限制相对较少。

然而，目标和特定行为方式的必要性才是关键。这些人们可以自由追求的目标，也许最终会控制追求它们的人。

例如，我们在卡瑟和瑞安的研究中发现，拥有异常强烈的外部愿望的人更容易受到控制，心理健康状况也更差。还有一种情况是，采用某种方式行事以获得某种结果的必要性，会让人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如果一个人的自我或自尊取决于结果，或者处于优势地位的人（比如经理和老师）以控制的方式管理这种结果的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追求个人目标的自由，往往导致人们因为自身的脆弱而放弃了大部分的个人自由，例如，由于他们对胜任、自主和联结的内在心理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而形成自我卷入。

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大多数人的工作日没有时间回家照料花园，因为工具性（也就是以特定方式行事以获得预期结果的必要性）不允许他们这样做。正如前面阐述过的那样，虽然这些工具性提供了关于如何实现目标的信息，但它们也是人们被欲望、目标以及管理这些工具性的人所控制的手段。

上班期间回家照看花园时是自由的吗？全身心投入工作、一心一意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他们就自由了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明确自由的含义。 “自由”一词通常适用于社会层面。在社会中，如果人们拥有大量机会来选择做什么和如何生活，同时强制的约束相对较少，那么，我们就认为人们是自由的。

当然，在任何社会中，有些人可能相对自由，有些人则不然，尽管如此，从社会允许普通公民追求个人目标的行动的自由程度这一角度来描述社会，总的来说还是可能的。以这种方式使用的“自由”这个词，指的是在社会制度的层面上不受外部强迫的自由。这意味着不被他人随意地限制你想住的地方、你想购物的地方、你想旅行的地方和你想学习的地方，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方面。

在更贴近生活的层面上讲，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们创造的直接人际环境会限制人们的自由。处于优势地位的人比别人更有权力，他们可以使用这种权威来进行相对的控制（或者，采用相对支持自主的方式）。本书中的大部分讨论，包括奖励和最后期限等因素的讨论，都涉及在控制人际关系的环境下如何限制自由。

然而，还有一种方式也可能限制人们的自由，这种方式比社会组织施加的远端或近端控制对我们理解自由更为重要。它是由内部约束施加的界限——由我们严格的内部体系施加的界限。

我认识一个女人，她似乎无时无刻不在谈论她完成的交易和赚的钱。她真是干劲十足。此外，她还积极好胜，在她看来，赚钱和获得随之而来的影响力，显然比生活中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 她真的自由吗？她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拥有个人自由？外部约束的相对缺乏，使得她能够追求自己的目标。但是，她明显在追求这些目标时感到了很强的内在压力（也就是她对这些目标极为痴迷），这表明她并不是个人自由的典范。那么，开会总是迟到的教授呢？当别人期望他像其他人一样准时，而他却悖逆这种期望时，他是否表现得很自由？

这两个例子（一个是一心想着赚钱的女人，另一个是经常迟到的男人）代表了两种形成鲜明对比的个人自由的缺失。

第一个例子是遵从内摄的、社会认可的价值观，

第二个例子是蔑视这些价值观。两种情况都是人们在受到限制、受到内在力量的驱使时而采取行动。

从这个角度看，自由意味着真正的自主。它意味着以一种不受内摄、僵化的内部体系、使人麻痹的自我批评，以及否认限制的力量的约束而行事。自由意味着有自主的意愿，意味着人们在行动中被真正的自我所掌控。

一方面，社会提供或不予提供追求个人目标的机会，总是或多或少地形成了强制的约束。另一方面，也许更有趣的是，社会环境也在制造人们限制自身自由的内在压力，也就是说，社会环境在向人们灌输内摄的价值观和规则。

我们的社会对物质积累的高度重视，使得人们特别容易受到有条件的经济回报和有条件的爱的控制。

所以，当处于优势地位的人采用控制手段来运用这些条件时，它们往往会对儿童、学生、员工和患者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因此，处于优势地位、能够控制奖励的人，是系统性过程的催化剂。这些过程归根结底限制了许多生活在这一社会系统中的人们的心理自由。现代社会为人们追求期望的结果提供了极大的自由，但矛盾的是，人们的自由往往最终受到追求这些结果的限制。

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人自由的程度，但它们并不能决定自由的程度。

自由是一个人在任何特定时刻的心理功能的特征，因此，自由必须每时每刻都在实践之中。

然而，自由并不意味着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去做自己的事情。相反，它涉及对他人的关心和对环境的尊重，因为这些都是人类相互联系的表现。自由涉及对个人内在本质的开放，在其中，你会发现联结和自主的倾向。出于对联结的需求，人们会逐渐尊重他们的社会环境和现实环境。费根舞蹈演员在表演中是自主的，同时也尊重和他们一同演出的其他人。

假如某个人进入某一情境并立即开始指挥周围的人，那他就不是自主的，因为真正的自主与联结相伴相随，还涉及尊重他人。那些一开始就对身边的人发号施令的人们，无疑是感受到了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压力，从而试图控制他人，这只是压力的一种表现。如果一个人是自主的，他会首先接纳环境，然后立即尝试改变它。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非常积极和自信的人，不论什么样的环境，当他进入其中，便开始改变环境：把灯调亮点、把门窗关上、多放些胡椒、少发出噪声、移动那张桌子、把那个枕头收起来，他似乎使得一切都在不停地运转。在某种程度上，他得到了他需要的东西，我也尊重这一事实，但我总觉得，这太多了点。这并不是真正的自主和自由，而是太有压力了。好像他总是要证明什么似的。我想对他说，放轻松些，摸清情况，尊重这里的一切，照顾他人的感受，然后再考虑改变。

真正的自由需要在主动改变环境和尊重环境之间取得平衡。心理上的自由需要一种接纳他人的态度。我们不是我们自身的目的，而是一个更大体系中的一分子，因为真正的自我具有自主和联结的双重倾向，而一个根据发展良好的自我来行事的人，将会接纳他人，尊重环境，并且积极地影响两者。

选择与责任

人的自由导向真实，这涉及做好自己。伴随着自由而来的是责任，因为这是我们真实身份的一部分。在我们努力与社会整合的过程中，负责任地成长是我们的本性。心理学家安德拉斯·安吉亚尔（Andras Angyal）称之为我们的“同质倾向”（我们倾向于与更大的集体联合），“同质倾向”与我们的“自主倾向”结合起来，促使我们承担责任。

然而，要实现这些倾向（从而实现整合和幸福），人们就需要从社会环境中获得营养。社会（以及作为其代表的社会化代理人）通过提供还是不提供这些营养影响着人们的心理自由。

不幸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里，自由、真实和责任的概念被社会批评家严重曲解，以至于围绕这些概念的争论变得混乱、令人绝望。

由于目前对自主的研究为澄清混乱和解释自由的意义提供了基础，让我们简短地利用这些成果来反思过去几十年社会的发展趋势。

20世纪60年代是紧张而戏剧性的10年。一场范围广泛的社会运动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像风趣和好斗的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这样的人，以及随之而来的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把反叛带到了舞台的中心。有些人像艾比一样，是愤怒的灵魂，他们反抗所有形式的体制——他说，“是为了捣乱而革命”。有些人是迷失的灵魂，他们模仿反叛领袖，不顾一切地想要寻找归属感。不管是愤怒的还是迷失的人，他们肩并肩一同前行。有时，他们打碎窗户，烧毁建筑物，甚至抢劫银行。他们呼吁真实和社会责任，但在自己的生活中却缺乏这些。

但是，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复杂的时代。对于在这个时代生活过的另一些人，这个时代的本质既不是反叛也不是控制。相反，这些人关心的是这个时代引人关注的主题，即发现自己的真理、彼此相爱、珍视地球、质疑战争的必要性，以及更大的个人发展和社会责任等主题。人们把这些信息牢记在心，并努力在自己的生活中做到真实。他们因这场运动而变得阅历丰富。

对这一时期进行反思的社会批评家通常要么将其描述为好的，要么将其描述为坏的，因为他们要么只关注那些真正在探索的人，要么只关注那些不负责任地反叛的人。查尔斯·雷奇认为，这是一场重大变革的一部分，它将催生更真实的个人和更加人性化的社会，但克里斯托弗·拉什将其称为一个自恋、自我满足的时代。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说，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关于通过爱和意志发现自我，但作家詹姆斯·林肯·科利尔（James Lincoln Collier）说，这是一场将自我放纵提升为美德的运动。由于没有认识到目标的多样性，这些批评家都未能抓住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即在一个价值观和制度似乎处处阻挠这些目标的社会中，人们如何才能既真实又负责任。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那个动荡时期的两极情绪，导致批评家给一些术语赋予了错误的含义。艾伦·布鲁姆基本上把真实和自我放纵描绘成同一件事，他断言，做真实的自己意味着关心自己，而不是关心别人。因此，他错误地暗示，自我肯定的自主和深刻的个人责任感，不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共存。

诚然，那个时期的反叛大多是不负责任的和放纵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真实的；相反，这是对内摄的一种僵化反应，这种僵化使人们产生一种“内在的声音”，听起来很像他们长辈的声音。这种被迫形成的控制的声音，目的是使青少年顺应当时社会的理想，这种声音施加压力、提出要求，并且评判和批评。对这些控制的主要反应，在20世纪50年代是顺从，到了60年代变成了反叛。

到了20世纪80年代，顺从再次占上风，并被许多人称赞为一种美德。那些看起来严于律己的人（他们行为端庄、衣着得体、言谈得当、身材匀称），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80年代，我遇到了许多顺从的学生。他们踏上跑步机，直奔华尔街或麦迪逊大道。年轻的男孩穿着polo衫，配上雅致的金链子和名牌牛仔裤；年轻女孩甚至穿超短裙去上课。他们追求成功，选择的课程和课外活动使得他们的简历很好看。作家安·兰德和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被人们称为“预言者”，在他们看来，刚刚描述的这些80年代的孩子们生活在一个促使他们顺从的世界中。

这些学生支持海湾战争的热情不逊于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反对越南战争的热情，而且他们是用空洞虚华的口号而不是理性来支持的，就像许多反越南战争活动人士那样。我记得有一天下课后，看到一个穿着得体、和蔼可亲的年轻人就海湾战争高谈阔论。他不停地说爱国主义，说要阻止帝国主义侵略。我只是点了点头。

在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和80年代的学生之间可以找到一个有趣的相似之处。在60年代，有些人反叛，有些人则努力做到真实和负责任；而在80年代，有些人顺从和操纵，有些人则努力做到真实和负责任。80年代顺从的人与60年代反叛的人一样不负责任，因为他们都没有在整合的价值观基础上自主地行事。

当社会仅仅通过内摄来施加控制时，人们要么顺从，要么反叛。但是，顺从和反叛都不代表真实，也不代表负责任。仅仅因为权威人士说了什么就藐视权威，是不负责任；但从相当深刻的意义上说，仅仅因为对方是权威人士就顺从对方，也是不负责任，这同样是事实。

负责任，真正的负责任，要求人们在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中自主行动，他们的行为真实地代表着一些公共利益。每一个时代（如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都有一些有爱的和坚定的学生，他们为无家可归者、被社会忽视者以及暴力受害者而辛勤工作。他们的行为是负责任的，表现了他们的真实性，而且也展示了他们与自己的内在自我和他人的内在自我之间的联系。他们之所以是负责任的，是因为他们能够摆脱环境的控制，是因为他们能够避开顺从和反抗的动力过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先前社会的动力过程似乎在过度控制或纵容的社会环境中得到了放大。压力越来越大，人们以各种不负责任的方式回应。与此同时，要求加强控制的呼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来自批评人士、政治家、普通公民，以及无数对自己行为不负责任的人。当然，问题是，更多的控制可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自由的核心是选择的体验。当人们自主时，便会体验到关于如何行事的选择，但当他们受到控制时（无论是顺从还是反叛），他们就体验不到选择。

如果有人拿枪指着你的头说，“跳下去”，你可能会跳下去，没有选择。所以，如果一个内摄的声音对你说“跳下去”，你可能也会跳下去，没有选择。这些力量，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都会减少人们对选择的体验，进而对人们的行为质量和幸福感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存在主义哲学家会说，人们总是有选择的。例如，萨特认为，人们每时每刻都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创造自己的存在，因此，他们要对自己完全负责。然而，尽管这种说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真的，而且，尽管选择是一种在一个压力重重的世界里能让人们超越政治和经济影响的能力，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对于人们总是有一些选择的断言，未能传达人类体验的本质。

作为活着的有机体，人是有弱点的，这些弱点使得人们在极度缺乏对基本需求支持的情况下难以保持自由和健康的意识。当一个人正饥肠辘辘，而食物的获得有赖于向他人屈服时，仍然保持自由和真实的感觉，将是一个相对超乎寻常的壮举。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会选择出卖自己的正直来换取食物和水，但这只是在一种相当抽象的意义上，因为它没有充分考虑到胁迫的体验和人的需要，而这些都是这一事件的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人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能从本质上限制人的自由，存在主义的立场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了重大挑战。它告诉我们，我们确实要对自己负责，它要求我们接受这一责任，而不是屈服于混乱和控制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