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联结的作用
人际联结的作用
第6章走向自我的一致与和谐
发展的内在力量
心理学的历史和人格分裂的患者有些类似。它具有两种全然不同的身份，每一种都有着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影响范围。
心理学的第一种身份表现为对内在心理过程的研究，这些过程通常难以直接观察。
心理学的第二种身份体现为对不同行为的重点关注。前者是始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革命性成果的精神分析传统，它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人们的行为与感觉的理由，深藏于内心。因此，只有探寻自己的心灵深处，并且将那些内在的（通常是无意识的）动力带入意识之中，才能促成改变。后者是始于行为主义的实证传统，它假定人们行事的理由是自己获得的强化，因而可以通过在施加强化时进行精确调整，戏剧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
人本主义心理学由精神分析传统发展而来，这一学派包括开创以来访者为中心的疗法的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和完形疗法首创者弗里茨·皮尔斯（Fritz Perls）等人的研究成果。
尽管学术界经常讨论精神分析传统与人本主义传统的差别，但两者实际上有着诸多共同特征。例如，两者都从动机和情感动力的角度理解人类的行为，都侧重于增强意识来为改变奠定基础，并且都使用观察和直接体验来建立理论。
实证传统中的行为主义理论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与精神分析心理学或人本主义心理学几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理论最著名的拥护者B.F. 斯金纳强调，心理学这门科学，应当聚焦于可观察行为以及强化这些行为的环境条件。根据科学规律，人们必须通过不同的调查来可靠地证实某种现象，才能将该现象作为事实加以接受。斯金纳坚持认为，将研究重点放在可观察行为及环境的强化物之上，有助于人们确保行为现象的可重复性。
数十年来，实证传统也已经发展演变了。如今，许多理论家着重研究个人的思想，而不仅仅侧重研究可观察行为和环境强化物。因此，对行为的解释，可以从人们对强化物的思考（他们的期望和阐释）的角度来进行，而不只从对强化物本身的客观描述来进行。所以，众多的现代实证心理学家（被称为认知理论家）已开始从“个人内心”探寻行为的原因，但他们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人们的思想层面，没有更深入地探究内在动机。此外，现代实证主义者继续从机械论的角度来观察人们的行为。他们说，人类好比一台台处理信息的机器，像电脑那样运行，以解决问题、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
心理学的这两种迷人却迥然相异的身份采用不同的方法探寻心理学领域的真理。心理动力取向的理论基础是临床经验，而实证取向则运用从科学实验中收集得来的数据的统计分析成果。当然，两种传统中的每一种都十分了解对方，但它们对待彼此的态度，有时是温和地忽视，有时则是强烈地蔑视。几乎没有哪位心理学家接受双方的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去做有关心理动力的科学研究。
随着我着手进行内在动机的研究，我面临着一个挑战：如何将这两种传统的一些重要方面综合起来。我决心使用实证研究方法，但是，内在动机的概念似乎不能用机械论的理念来表达。此外，我有一种直观的感觉，感到内在动机也只是我真正想要探索的更多现象的一个方面而已，而这些现象肯定需要从更类似于人本主义的出发点来开展研究。我们需要一种实证的人本主义。
人类发展的本质
颇具影响的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评论道，儿童似乎觉得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有趣的是，与儿童的这种拟人化观点相对，许多实证心理学家秉持相反的观点，认为一切都是无生命的。这差不多是在说，人类也仅仅是像计算机一样的机器，没有了生机。
这种无生命的观点，即生命是无生命的这一假设，很容易用于实证研究，并从行为角度及认知角度来解释行为。但这种方法令人不安的一点是，它直接指引我们将人类的行为描述为受到外部力量的控制，这些外部力量可以刺激、胁迫、引诱和引领行为。就像程序员控制计算机一样，对人类行为的控制必须依靠精巧的激励因素。
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但在功能上十分相似的观点。他把每个婴儿的出生描绘成野蛮人的入侵。他争辩说，人是活着的，但不是建设性地活着；他们活着，但他们是需要被驯服的野蛮人。这种“婴儿即野蛮人”的观点与“人是一种被动机制”的观点相似，两者都将儿童发展理解为控制行为的结果。两者都主张社会必须塑造人，都建议社会化的代理人必须塑造孩子的自我。简而言之，这两种观点都认为，发展是社会必须为儿童做的事情。
如果人不是等着被编程的机器，也不是等着被驯服的野蛮人，那是什么呢？他们是有机体，他们的天性是探索、发展和接受挑战，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被编程了，也不是因为他们被迫这样做，而是天性使然。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像皮亚杰和海因茨·沃纳（Heinz Werner）等其他一些开创性的心理学家研究过的那样，发展是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这是一个更有建设性和更加人性化的问题。发展不是社会对儿童所做的事情，而是儿童在社会的支持和滋养下主动做的事情。
对于人类是有机体而不是机制的假设，是理查德·瑞安和我的动机观点的人文出发点。因此，我们计划继续阐明动机现象，从有机的、人本主义的假设出发，并且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我们观点的核心是声明人们在主动与他们身边的世界交互的过程中，通过有机整合而发展。这意味着人类有这样一种基本趋势：他们在内心世界的组织中朝着更加一致和更加完整的方向发展。这也意味着，人类发展的内在本质是向内心深处的一致性与和谐迈进。
“整合是发展的核心特性”这一声明，有几个分支。它包含这样一种观点，即人们天生具有主动性，并且往往通过对环境的作用来产生影响，并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和成长。当然，这只是说明人类内在动机的另一种方式。
但同时，有机整合原则里还包含这样的理念：生命本身隐含着一种朝着更加复杂和更有组织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人类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有机体不断地完善和提升他们对自己和身边世界的内在意识，以取得更大的一致性。因此，我们作为个体，一个核心特征是具有发展完整自我意识的冲动，而我们对于这种自然发展轨迹必需的生理和心理活动，是有着内在动机的。
和我们所说的有机整合的概念相类似的另一些概念，也可以在其他理论中找到。弗洛伊德更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自我的整合功能，这意味着在整个人生中，人们都在努力使自己的经历连贯起来，事实上，也使他们人格的发展连贯起来。这个建议很像皮亚杰假设的组织原则，也与罗杰斯（以及他的同事、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主张十分相似，罗杰斯认为，人的内心有一种自我实现的倾向，使内心更加一致和完整。
在某种程度上，内在动机和有机整合可以被视为一种生命力，一种对隐含的发展方向的假设。瑞安、我及许多在不同领域的同事密切合作，一直在用实证方法研究这一系列的理念。内在动机的实验，代表了这一探索的初始阶段。
我们的实验表明，内在动机是一个有效的概念。由内在动机驱动的绩效，在很多方面都优于由外部控制驱动的绩效。支持和肯定人们感知到的自主与胜任的社会环境会增强内在动机；而削弱人们感知到的自主与胜任的社会环境会破坏内在动机。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每一个实验都涉及具体的行为（以及它们与内在动机的关系），但把它们放在一起考虑时，它们开始涉及有关人类发展的更广泛的问题。换句话讲，你可以认为它们是直接相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培育了人类有机体的能量，推动了朝着整合人格发展的趋势。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人格整合的含义，让我们假设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他既是足球运动员，也是一名艺术家，他胜任这两种角色，而且对承担这两种角色都感到满足。这个年轻人还成功地参加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球队。要让自己的这些不同方面找到表达方式，并且在表达每一个方面时都感到像自己，那他必须抵挡“非此即彼”的压力，要知道，刻板印象的强大力量，会强加给他错误的、不那么复杂的自我意识。这个年轻人需要保持对承担这两种角色的内在动机，来发展自己的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和谐关系。
人格整合的发展，让你成为真正的自己，成为你能成为的人，这就是真实。当然，这并没有摆脱社会的影响。毫无疑问，这位年轻的艺术家运动员（或者运动员艺术家）之所以能够抵御压力，部分原因是他得到了一名或多名成年人的支持（如父母、教练、老师），这些人能够促进他的自主，整合他的性格的不同方面。成年人支持年轻人的自主，将促进年轻人的自然发展，使他们更加完整，更加真实。
内在动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
当你听到“内在动机和内在整合的趋势是天生的”时，你可能立即想知道，为什么你每天见到的人，主动性如此之弱，内心整合得如此之差。为什么我们学校里有这么多的孩子似乎缺乏活力和学习的动力？为什么有些人似乎只是受到害怕与绝望的驱使，害怕下一次考试，对不可避免的批评感到绝望？为什么有些人表现得像野蛮人，辱骂老师或者把整个地方都搞得乱七八糟？
当然，这些正是我们的研究一直在解决的问题，而研究结果表明，我们人类是一种天生就倾向于不断奋斗并蓬勃发展的有机体，但我们很容易受到控制并感到无能为力。即使在他人看来相对良好的情况下，比如依靠奖赏来激励业绩的情况下，一个人天生的成长驱动力也会严重减弱。如此一来，这个人就开始变得更像许多实验心理学家提出的被动机制，或者像塔尔科特·帕森斯所说的野蛮人——我们在内心都是野蛮人。
作为心理学家，瑞安和我用下面这个问题来描述上述一系列问题：为什么不同的人在整合的程度和活动的表现上存在这么大的个体差异？这当然是贯穿全书的核心问题之一，到目前为止阐述过的实验和例子提供了部分答案，从本质上讲，这是因为不同的人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暴露在不同程度的控制和消极环境中。
为了更加正式地描述我们的观点，我们从人与环境之间的辩证角度来看待人类的行为与体验，也就是说，从能动的有机体之间的互动（和潜在的对抗）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有机体努力争取团结和自主的社会环境，此环境要么培养人的有机倾向，要么对抗人的有机倾向。
当社会环境中有足够的支持，以至于自然的、积极的倾向能够蓬勃发展时，就会出现整合。但是，如果环境中没有足够的支持，不仅会损害内在动机，而且还会殃及更加完整或连贯的自我意识的发展。
两种主要的环境可能使得人们对日常生活不满意。
极端不一致或混乱的社会环境，使得人们不可能弄清楚社会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不可能知道如何适当行事以取得内在或外在的结果，这致使人们在精神上普遍遭受挫败，缺乏动力。我们说，这种环境会产生“无动机”（amotivation）
第二种环境不太明显，是本书主要关注的环境类型，即要求、强迫、刺激和哄骗人们以特定的方式行事、思考或感觉的控制性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自动机器”（automaton）的产生，也就是说，这种环境使得人们进行工具性推理，严格遵从要求。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人没有活出全部的自我，偶尔会被迫反抗控制。
真正让人感到惊奇的是，正如我们的研究结果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继续将人们当成被动的机制或者需要被控制的野蛮人，那么，他们的行为就会越来越朝着那样的方向发展。例如，当他们受到控制时，可能表现得越来越需要受到控制。
这一事实使得一些评论人士得出结论，认为社会应当采取更多控制措施，让人们要求制定更加严格的纪律并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情况恰恰相反。这种现象理应使我们更加强调，现在是时候不再寻找那些依赖控制的简单答案了，而应当开始采用更多支持自主的方法。
一个厌食症案例
支持自主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不但通过我们的研究，而且通过我们的临床工作得到了证实。我遇到过一个年轻女性，我暂且称她为斯蒂芬妮。她在童年时期经历了很多情感上的痛苦，尤其是在她11岁时，她母亲和情人一起私奔，11岁的她和父亲相依为命。尽管压力很大，斯蒂芬妮在学校还是表现优异，考上了一所顶尖大学，攻读护理专业。然而，刚到大学，她面临的困难就开始令人担忧地浮出水面。她的朋友们注意到她变得很瘦，而且对食物有一种奇怪的联想，比如，她会把比萨上的奶酪刮掉，并且总是不加调料就吃沙拉。此外，尽管她已经非常瘦了，但还是采取极端的措施来减少卡路里的摄入。斯蒂芬妮的朋友们很关心她，也很了解她，坚持要她去一家进食障碍诊所看医生。此时，斯蒂芬妮体重只有100磅（约合45公斤）。
诊断的结果当然是神经性厌食症，诊所明确地告诉她该怎么办。临床医生想要通过行为矫正来改变斯蒂芬妮的饮食习惯，为她制定了饮食目标，规定了每日摄入的热量和如何增加体重。她得记录下自己吃的每样东西，如果体重继续下降到95磅（约合43公斤），就得接受更严格的饮食控制。斯蒂芬妮不得不签一份合同，表明她同意这个计划。
这种方法是纯粹的控制：辨别不良的行为，并设计一个控制程序，用理想的行为代替不良的行为。医生告诉斯蒂芬妮，如果她想避免自己的生活被施加更严格的控制，就必须证明自己有所进步。计划的后半部分是进行强化治疗。为了避免受到更加严格的控制，她必须多吃一些，这也是合理的。
但是，在治疗期间，斯蒂芬妮从来没有增加到目标体重。她的日志显示，她坚持了多吃点的要求，但体重还是继续下滑到了95磅的极限，她甚至还在每次去诊所检查之前先喝大量的水，使自己的体重上升。紧张的气氛越来越浓，斯蒂芬妮最终停止了治疗。
几个月后，斯蒂芬妮的一个朋友建议她和瑞安谈谈。瑞安的方法当然与之前的诊所医生截然不同。他不太关心具体的不良适应行为，而是更关心斯蒂芬妮内心究竟发生了什么改变，也就是她所处环境的心理动力方面。瑞安仔细倾听她说话，试图从她的角度看世界。例如，当她每次把奶酪从比萨上刮下来的时候，她的想法或感觉是什么？她在伪造日志的时候（她很快承认她这么做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瑞安了解到，尽管斯蒂芬妮很瘦，但她还是觉得自己很胖。不管别人怎么想，她的臀部在她看来宽得令人讨厌，大腿也显得很粗。但有趣的是，她对自己身体的这些感知，只有在她感到无能、挨批评或者被人评判的时候才会出现。随着治疗的进展，斯蒂芬妮能够渐渐地将令自己痛苦的脆弱与被母亲抛弃、被父亲过度控制等遭遇联系起来。她的父亲对她尽了最大努力，但显然无法独自抚养十几岁的女儿，这项任务对他来说太沉重了。
诊所里那些好心的医生试图通过行为矫正来改变斯蒂芬妮的生活方式，却无意中增强了已经对她产生负面影响的动力。那种缺乏同理心的倾听，让她想起母亲的离去，而诊所医生采取的控制方式，则让她想起自己与父亲的紧张关系。
瑞安在对斯蒂芬妮的治疗过程中从未把进食障碍作为讨论的焦点。但你可以猜到，她当时正全神贯注地想着这件事，并且自动提起了这件事。她这么做时，明白了自己的不满足感如何直接导致严重的饮食问题。随着这些动机机制变得越发清晰，她不再觉得必须如此严格地控制自己的体重了。拥有一名支持自主的倾听者的经历，帮助她的自然发展过程回到正轨。
感知到的胜任与自主
实验一再表明，我也强调过，人们需要感到自己胜任和自主，才能保持内在动机，我现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的发展自然地进行下去。
在更直接地讨论发展问题并探讨发展研究之前，我想强调一点：说到胜任和自主时，真正重要的是个人的感知。要获得内在激励，人们需要认为自己是胜任和自主的，他们需要感到自己是高效的和自我决定的。别人的意见不起作用。
人们对胜任（或者不胜任）的看法，往往与他们在某些目标活动中的实际表现密切相关。研究表明，当人们在一项活动中取得成功时，可能认为自己更加胜任。他们赢得比赛和获得正面反馈时亦是如此。
不过，他们的看法与客观数据并不总是相符。就像斯蒂芬妮觉得自己很胖而实际上很瘦一样，那些在生活中（比如在学校）表现良好的人们，可能觉得自己能力很不够。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显然有一些情绪过程在起作用，因为个人的表现和感知到的胜任之间的联系十分直接，以至于两者之间的这种差异通常很容易被发现。
至于感知到的自主，这个问题稍稍棘手一些。
人们是否自主生活，关键在于内心深处是不是认为他们的行为就是自己的选择。这是一种感觉自由的心理状态，存在于行为者的心中。
但是，这要求人们坦诚地看待问题。人们很可能说自己感到自由，甚至有点相信它，同时欺骗自己。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表现出通常与自主相关的品质。
因为自主行为的问题（也就是整合发展的问题）关系到人们自身的行为体验，所以这个问题听起来可能神秘而难以捉摸。但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是自主的，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内心，至少直觉上是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假如有兴趣知道的话），我们的行为何时是自发的或自我认可的；我们能够知晓，我们什么时候感兴趣、什么时候投入、什么时候充满活力。在这些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和谐的感觉，一种情感整合的感觉，自我的不同方面协同一致，即使自我与社会的期望并不同步。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受到控制。
如果一位女性仅仅为了取悦医生或者因为她同事的委婉批评而努力戒烟，那么，假如她愿意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她会知道，这种努力不是自主的。如果一位男性因为反抗妻子坚持要他早点回家的要求而在外面待到很晚，那么，假如他愿意对自己诚实，他会知道，自己的行为并不自主。当人们要么服从控制，要么反抗控制时，就都不是自主的，而且，他们能够知道这一点。
人们有时候很自然地不愿意对自己诚实。当人们自欺欺人的时候，他们总是坚称他们就是在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实际上是出于义务或恐惧去做的。但即便如此，他们可能在心底也有一种模糊的意识，觉得自己有些地方不太对劲，这种模糊意识，可以提供一种让人们更深入观察的线索。他们会感受到内心的紧张，并且注意到自己是多么固执。他们会变得多疑，因为他们知道“抗议太多”意味着什么。敏感的旁观者也可能会理解这种隐含的信号，因为人们很可能是僵硬的，缺乏自然的活力。
联结：激发内在动机的第三个心理需要
当卡尔·罗杰斯描述心理自由或者“全面发展”的人时，他变得欣喜若狂。罗杰斯说，这样一个人“完全投入在做自己的过程中，从而发现自己是完全而真实地融入社会的……”罗杰斯指出了瑞安和我认为的第三种内在心理需求。人们不仅需要胜任和自主，还需要在感受到这种胜任和自主的时候感受到与他人的联系。我们称之为联结（relatedness）的需要，即爱与被爱的需要，关心与被关心的需要。
早期的动机理论家着重关注性驱力（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重要的动机），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忽略了一个可能是人类持续活动的更重要的动机：对联结的心理渴望。甚至有人怀疑，许多性行为可能更多地与感受到被爱、被接纳、与人产生联系的冲动有关，而不是与满足性的冲动有关。
人们经常把自主的需要和联结的需要描绘成一对隐含的矛盾。他们说，你必须放弃自己的自主，才能与他人建立联系，但这只是对人类的一种错误描述。
造成这种混淆的部分原因是把自主与独立等同了起来，它们实际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独立意味着为自己做事，不为个人的滋养和情感支持而依赖他人；
相反，自主意味着自由行动，有一种自由意志和选择的感觉，
因此，人们有可能既是独立的，又是自主的（能够自由地不依赖他人），或者，也有可能既是独立的，又是受控制的（感到被迫不去依赖他人）。想想下面的例子。
我在加利福尼亚有个朋友喜欢出海，不过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了。他经常把小船停在蒙特雷
虽然我这个喜欢出海的朋友对自主与独立做出了良好示范，但我认识的大多数高度独立的人，都是被内在或外在的力量驱使而独立的。他们的独立或者说情感上的孤立，是受到控制的，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想到了另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可以依靠或信任。他那不可靠的父母逼着他要独立、要自立、要坚强。他的父母告诉他：“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但实际上，正是父母的行为而不是言语，导致他不信任别人，并因此保持高度的独立。他一生中尽管结交了几个普通朋友，但始终未能与任何人建立起深厚的个人关系。
独立的反义词是依赖，也就是依靠他人的人际支持。人们天生会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然后又依靠他人，并且为他人提供依靠。依赖的动机是对联结的需要。它与爱相互交织在一起，而且，如果我们感到自主的依赖，那是自然的、有益的、健康的。
正如独立可以与自主或控制共存一样，依赖也可以与两者共存。自主的依赖实际上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强迫或控制的依赖，也就是说，并非人们真正选择的依赖，则是适应不良的。依赖在我们的社会中经常受到不公正的指责，人们往往盲目迷恋独立，但他们需要自主和联结，而这两者的结合将产生适度的依赖，所以，它们之间应当有着十分积极的相互关联。
为了验证这一点，瑞安与研究生约翰·林奇（John Lynch）合作开展了一项研究，探讨青少年的独立和自主问题。到了高中阶段，青少年想要争取实现一定程度的独立，不再依赖父母，而且许多作家主张，在这个发展阶段，摒弃对家庭的依恋是一项关键任务。不过，瑞安和林奇发现，青少年在依赖父母的前提下表现自己的意愿或意志，而不是强烈地要求独立于父母而生活，对其发展的完整性和今后的幸福至关重要。当然，人们的依赖程度各不相同（回想一下我喜欢出海的朋友），但只要在依赖的时候是自主的，他们就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依赖程度。
第7章自主地承担重要但无趣的事
当社会召唤时
不久前，我去了一家五金店，买了一小段管子。我找到了一段看起来合适的，但需要知道直径，于是向一名店员打招呼，请他帮忙。店员是个大约18岁的年轻人，看上去很讨人喜欢。他欣然拿起卷尺，举到管子跟前，看了一会儿卷尺，又看了看我，然后问道：“半英寸标记下面的标记是什么？”我一脸愕然，过了一会儿才回答。
当我带着我那根直径7/16英寸的管子开车回家时，这件事依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显然，这个年轻人善于待人接物，他可能是个高中毕业生，却不知道分数。在我看来，对几乎所有人来说，熟悉分数都是有用的，特别是那些需要定期测量的人。我想知道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不把学校里传授的一项最基本的技能学会呢？
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觉得数学没意思，没有学习数学的内在动机。但这个例子恰好说明，有些时候，即使人们觉得学习某些东西毫无趣味，但那些东西对他们来说依然是有用的。
这件事情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对行为本身没有动机，如果这个人觉得这件事没有意思，那么我们该如何促进期望的行为产生，比如努力学习。
我们身为社会化的代理人，扮演着家长、老师和经理等角色，我们的职责是鼓励他人去做许多他们可能觉得无聊但能使他们成为社会有用成员的事情。事实上，我们的职责不仅仅在于鼓励他们从事这些活动，而是比这更有挑战性。我们真正的职责是促使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主动参加活动，以便当我们不再敦促他们时，他们也会继续自由地参与活动。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讨论集中在那些使人们有内在动机去从事的活动，也就是人们出于兴趣完全愿意去做的事情。同时，我们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如果处在优势地位的人们采取行动提升那些接受他们教育或监管的人们的自主与胜任，那么，后者将保持兴趣和活力。
现在我们正在考虑的是另一个不同的问题，却是大多数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经常遇到的问题，与帮助人们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有关。在社会中，许多重要的活动是没有趣味的。如何激励人们从事这样的活动对社会来说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社会价值观内化的两种类型：内摄与整合
多年来，这个问题已经被无数的理论家和其他观察家提到过。他们经常用内化（internalization）这个词来描述个人接受社会价值观的具体过程。
不过，对内化的不同分析，因其不同的哲学前提而有着很大的差异。对于内化的一种理解以人要么是被动的要么是野蛮的观点为起点——这一观点在上一章中已经描述过。从这个角度来看，内化的形成实质上是运用外部控制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编程”。这种观点把社会化看成社会在人们身上做的事情，好比社会在书写人们的人生剧本，塑造他们，使他们在社会中合适的位置上立足。
相反，我们认为，人类具有各种心理倾向和能量，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心理需求成长和发展。这种方法将内化看作一个主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发展中的孩子将外部要求转换为内部要求。
想一想这样一个男孩，一开始时，他需要父母提醒和催促才把垃圾带出门，扔进垃圾桶，但久而久之，他会把父母要他倒垃圾的要求变成一个内部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一直留意着垃圾，并在适当的时候把垃圾带出家门倒掉，不再需要父母的督促。这个男孩就将这条规则内化于心了。
以这种方式理解时，内化并不是父母对这个男孩做的事情（他的父母没有给他“编程”），而是男孩在监护人的帮助下主动做的事情。男孩接受了他父母要求他承担的责任。当然，社会化代理人在促进或阻碍儿童的内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父母并没有替他完成内化，孩子要自己内化。
乍一看上去，你可能觉得这像是个语义问题，像一句肤浅的行话，但远不是这么回事，这一观点的含义比表面上透露的意思多得多。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它揭示了人类发展的本质；从实际的角度来看，它为如何促进孩子、学生、员工、患者和公民的责任感指出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规则的内化及其背后的价值观是个实际的例子，证明了人们普遍倾向于将他们身边世界的各个方面整合成一个不断扩大的、越来越统一的对“我们是谁”的表征。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有机整合的实例。在“倒垃圾”的事例中，潜在的价值观是分担责任，使家庭顺利运转，而整合是一个过程，通过整合，这种价值观成为孩子发展自我的一部分。
为了与他人建立联系并与他人交往（也就是说，为了满足对联结的需要），孩子们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他们自然倾向于接受身边的群体与社会的价值观和规则。通过这些调整，即通过价值观及行为规范的内化，孩子们学会了在社会环境中游刃自如。
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内化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所以，仅仅将规则内化并不能保证自主或者真实的自我调节。
内化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内摄（introjection），弗里茨·皮尔斯把内摄比作全盘吞下一条规则，而不是消化它；
另一种是整合，它包括“消化”，是内化的最佳形式。
坚守一条推动你前进的严格规则（这条规则对你做出规定、提出要求并且贬低你的身份），并且按照这条规则行事，这意味着你只是将这条规则内摄了，并不能为活动被真正自主地执行打下基础。
自主行事需要你将某条已经内化的规则作为自己的规则加以接受，规则必须成为你的一部分，必须与你的自我整合起来。通过整合，人们愿意为那些重要的但没有趣味的活动（也就是那些本身并不具备激励作用的活动）承担责任。
人们对自主的需求，即人们在自我管理时对内在因果的要求，为规则的整合（而不仅仅是内摄）提供了能量。因此，尽管对联结和胜任的需求可以激发内摄信念，但正是对自主的需求，才倡导将价值观或调控过程整合入自我。
人们常常接受他们所属群体的价值观和规则，并随之采取相应的行动。当这个过程不够充分时，就会导致内摄——也就是说，内化将以“应当”和“应该”的形式出现。
可以这么说，内摄信念是一个人头脑中的声音，这些声音来自外部，并且发出命令——有时像是军事训练中一个心胸狭窄的中士，有时像是充满爱意的好心阿姨（尽管这依然是侵入脑海的声音）。
当内化整合起来时，当它们成为某人真实的一面时，它们就允许更真实的行为和互动出现。
如果一个继承父亲事业的年轻人能够成功地整合这些体验，那么，他在事业追求上将是自主的。他会带着一种真正的选择意识做这件事，而不会感到是被迫去做的。
但是，想一想当这个过程出错时，当人们只是部分地了解信息，说出一连串的“应当”和“应该”之类的词语时，会发生什么。这也许会产生各种可能的结果，而最常见的是死板的、尽职的服从。
畅销书作家迈克尔·克赖顿（Michael Crichton）曾向一位采访他的记者讲过自己的故事，他说他为了当一名医生已经学习多年，这个目标让家人很高兴。他们显然认为，长大后当医生，对他来说是件正确的事情，也是他应该做的事，他自己多年来也赞同这个计划。但是，在经过各种训练之后，克赖顿并没有选择从事这一职业。相反，他做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那就是写作。他告诉记者，这个决定吓坏了他的家人。
当然，我既不认识克赖顿，也不认识他的家人，但是，从表面上看，这个例子似乎是这样的：“应当”和“应该”驱动着一个能力极强的年轻人花大量时间为医生这个职业做准备，但他几乎没有任何兴趣从事这个职业，而在他准备的那段时间里，他受到强烈的内摄信念的控制，使得自己将蓬勃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医学的学习中去。对克赖顿来说，幸运的是，他能够使自己从这些内摄信念中解脱出来，继续自己想干的事业。
但在更常见的情况下，人们终其一生都受到内摄信念的控制。
当一系列的内摄信念对某个人的控制没有那么牢固时，第二种可能的反应就会出现。其结果是人们半心半意地坚持。
有人给我讲了一个年轻人接管家族企业的事，年轻人并未将接管家族企业这件事情整合入自己内心，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但在这个过程中，他真的感到很无力。这使得他以一种矛盾的心态经营公司，最终导致公司经营失败。他抱怨事情的进展缓慢，为糟糕的事态找了无数的借口，但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他无法从这些内摄信念中解脱出来。这些内摄信念对他的控制强大到足以使他继续经营公司，但不足以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公司的经营。
第三种可能性是，这个人的反抗倾向可能主导着他，导致了他彻底的反抗。
很多人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某个律师的儿子，尽管背负着长大后要继续当律师的压力，但最后不但没有走上律师的职业道路，而且让自己深陷法律纠纷之中；一位牧师的女儿长大后成为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直言不讳地抨击牧师的职业。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很可能看到父母的价值观被内摄到子女身上，但子女却极力反抗，仿佛是在告诉那些内摄的价值观（以及最初给他们施加压力的父母）：“你们不可能控制我，我会向你们表明这里谁说了算！”
因此，内摄的价值观和规则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的结果，但这些都不是最理想的。显然，这种半心半意的服从以及彻底的反叛，对双方都没有好处。而且，虽然死板的服从可能会使社会化代理人感到高兴，但服从者将承受沉重的代价。
模范学生
在罗切斯特大学的一项研究中，理查德·瑞安和温迪·格罗尔尼克评估了小学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内摄的价值观和规则的激励，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整合的价值观和规则的激励。两位研究者还让这些学生的老师给每个学生的积极性打分，并且问孩子自己，他们在学校里到底有多么努力地学习。至于学生在老师面前表现得多么积极，或者表现得多么努力想把学习搞好，在这些问题上，学生到底是更受内摄信念的控制，还是能将规则更好地整合入内心，并不重要。
对规则高度内摄的学生，往往在老师看来非常积极，同样，对规则高度整合的学生，老师也认为他们非常积极。两种类型的学生都表明要刻苦学习，但是，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更加受到规则内摄控制的学生对学校生活极度焦虑，在面对失败的时候显得不适应，反观将规则更能整合入内心的学生，他们喜欢学校生活，并且在失败面前表现出更加健康的应对模式。
我们一定很多次看着自家孩子顺从地做功课、干家务，或者做别的事情。我们对自己说：“啊哈，他们很有干劲嘛。”我们觉得一切都好。但是，也许我们应该再看一看，问问自己，他们到底真的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还是出于希望获得家长的认可。如果是前者，那就一切都很好。但是，他们有可能是被内摄信念控制的，之所以刻苦学习，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应该这样做，认为这样做会得到表扬。如果是这种情况，这些孩子的内心可能会受到伤害。这种从内心萌发出来的对优异表现（以及获得好成绩）的压力，乍看上去可能挺好，但将带来高昂的代价。
这些年轻人的顺从可能以各种方式对他们不利。他们必定缺乏活力和热情，而这两者本该使他们觉得在校学习是一种快乐的体验，但是，更可悲的结果是，这种顺从让他们集中精力取悦他人，而不是找出什么适合自己。此外，这些安静、顺从的学生通常被认为是课堂上的模范学生，因而被老师忽视，老师以为他们是学习成功的榜样，不需要予以太多关注。（相反，那些吵吵闹闹、目中无人的学生会得到老师很多的关注。）顺从的学生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也许是个悲剧，因为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比如感到自己缺乏能力），本身就值得老师关注。这些感觉容易由不完整的内化产生，也就是说，由内摄产生而不是由整合产生，因为当人们对规则和评价进行内摄时，常常觉得自己不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达到这些要求。
健康的内化需要社会支持
对于僵化规则的内化是内化过程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一种表现。
另一种更为极端的方式是完全不接受价值观和规则。
比如，我在五金店遇到的那个年轻的店员，虽然这个例子微不足道，却代表了一个人没有将价值观和规则内化——在他的例子中，他需要内化的价值观和规则是熟练掌握分数。一个与之类似的例子是，在我看来，不重视使用传统的正确语言的趋势正变得相当明显。
最近，我看到一个30岁的人写的一篇简短的自传体短文。他刚从一所久负盛名的大学毕业，并且继续攻读工商管理硕士。这篇短文是他求职申请中的一部分内容，开头是这样写的：“When I was young，me and my family，lived in a small town.”（我小的时候，我和我的家人住在一个小镇上。）我觉得很遗憾，他没有学会主格和宾格的区别。
这可能是一件相对琐碎的小事情，还有些事情更加麻烦。想一想那些没能将正规教育的价值观以及想办法养活自己的重要性内化于心的少女们，她们为了“能够关爱别人”而怀孕生子。实际上，她们想成为母亲的愿望是美好的，但她们在还没有学会照顾自己和孩子的时候就去当母亲，这种愿望就不是那么美好了。
为什么如此多的人似乎没有内化有助于健康生活的价值观和规则？这是一个有趣而重要的问题。假如像我建议的那样，人们自然而然就有动机去将在社会生活中有助于高效运转的方方面面都内化于心，情况会变成怎样呢？换句话讲，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做对他们有好处的事情呢？
要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我们必须回到之前提到的辩证关系上，也就是能动的有机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既可以支持也可能阻止有机体自然的倾向。
如果你把一个生了根的鳄梨核放在一盆土里，它可能会长成一棵树，因为鳄梨的天性是自然生长。但是，并非所有土中的种子都能长成树，有的种子会枯萎和分解。这些种子无法茁壮成长的原因是气候不适宜或者缺乏必需的营养。它们需要阳光、需要水、需要合适的温度。尽管这些元素不会让树木生长，但它们是生长中的鳄梨需要的营养物质，是鳄梨自然生长所必需的。
同样地，人类的发展也需要心理营养来支持他们做自然要做的事情。为了内化和整合社会中的方方面面（这些对他们在社会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他们必须在提供内化结构的社会环境中满足自己的基本心理需求，即自主、胜任和联结。
支持自主以促进社会价值观的整合
所有孩子都面临着这样的挑战：既要响应社会召唤，又不能被社会压倒或扼杀。他们必须找到一种办法，使自己既能与社会接轨，又能实现内在自我的完整。
很大程度上，这些年轻人在尝试做到真实与负责任方面是否成功，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质量；而社会环境的质量，取决于它是否提供了年轻人需要的“滋养”；社会环境是否提供年轻人需要的“滋养”，又取决于它是否能让他们在满足心理需求的同时内化社会的价值观和规则。
格罗尔尼克和瑞安开展的一部分内化研究，探讨了促进外部价值观和规则有效整合的家庭生活的质量。研究人员在一个人口结构多样化的农村社区对小学生的父母进行了结构化访谈。他们在家里分别采访每一位家长，然后走进依柱子而建的活动房屋，这些房屋紧紧地挨在一起。他们会走进刚刚粉刷一新的维多利亚式大房子，大房子里摆放着闪闪发光且别具特色的白色姜饼；他们也会走进破败不堪的小农舍，农舍的院子里有鸡和生锈的卡车底盘。在每一个案例中，采访者都会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父母如何处理孩子的家庭作业，以及如何解决孩子干家务活这个人们常常觉得棘手的问题。
格罗尔尼克和瑞安主要对两件事感兴趣：一是父母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孩子的自主，而不是对孩子的行为施加压力和进行控制；二是父母真正投入的程度，也就是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与孩子一同解决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两个方面，父母的表现可谓各色各样：有的似乎忽视了自己的孩子，希望一切都好；有的要求苛刻、吹毛求疵；有的扼杀孩子天性；有的在不冒犯或贬低孩子的情况下鼓励他们。
研究人员还进入当地的学校收集孩子的数据。他们主要想了解孩子在多大程度上内化了学校的价值观，即做好家庭作业和积极参加学校活动等价值观。
可以肯定的是，当父母支持孩子自主并且和孩子一同参与时，也就是当父母和孩子探讨学业并在遇到问题时为孩子提供帮助，孩子就能很好地内化这些价值观。这样的孩子认为学校的活动很重要，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
而且，孩子对价值观的内化与整合越充分，取得的成就就越大，也能做出更好的调整。通过把在学校表现出色（以及在家里帮父母做家务）的价值观内化，年轻的孩子变得更有责任感，也洋溢着更大的幸福感。
特别有趣的是，支持孩子的自主，对于孩子保持内在动机并因此变得更富创造性、更能深入地处理信息、更加喜爱他们的活动等，都是至关重要的背景因素。同时，事实也证明，支持自主对于促进那些重要但没有趣味的活动的动机内化与整合，同样十分关键。
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自主意味着将他人（即我们的孩子、学生和员工）视为值得支持的能动的人，而不是把他们当成为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而被操纵的对象。这意味着，我们在和他们沟通时，要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从他们的视角看世界。当然，支持自主还可能需要做更多，但是，作为社会化代理人，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期望别人负责任，就必须接受自己作为他们的社会化代理人的责任。
虽然支持自主以促进整合的概念相当抽象，但这可以转化为送给社会化代理人的具体建议。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决定在哈琳·伊格拉里（Haleh Eghrari）、布莱恩·帕特里克（Brian Patrick）和迪恩·利昂（Dean Leone）这3名研究生的帮助下进行一个实验。我们让一组研究对象参与一项非常无趣的任务：观察电脑屏幕，警惕里面出现的小点。
我们假设，以下呈现任务的三个特定方面，对于促进整合非常重要。
第一，为这种无趣的行为提供一个合理的原因似乎是必要的。例如，当你让孩子捡起地板上的玩具时，你可能解释说，把玩具捡起来，就不会踩坏或者遗失它了。在实验中，我们解释道，让研究对象完成这种保持警惕的任务，是为了提高他们的专注度。毕竟，这是一项类似于训练空中交通管制员的任务。
第二，承认人们可能不想做别人要求他们做的事情似乎十分重要。你可能还记得，这种承认他人感受的做法，在科斯特纳、瑞安和他们的同事为鼓励孩子们保持整洁而设定界限的研究中也很关键，这可以防止设定的界限削弱孩子的内在动机。在这里，我们希望这样做能帮助研究对象整合那些针对无趣行为的规则。
第三，我们认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发起这项活动时，要在说话和做事的时候尽量不给研究对象施压。我们的请求应当更像是邀请而不是要求，强调选择而不是控制。
我们设计这个实验，目的是使研究人员的不同行为作为实验条件（提出理由、承认感受和尽量不施加压力）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这些因素事实上的确起了很大作用。这三种行为中的每一种，都促进了内化的发生：它们出现时研究对象的内化程度比不出现时更高。内化的表现是指研究对象晚些时候会再次做这项任务，也就是说，把他们随后的自由活动时间花在这项任务上，而不是花在其他事情上，比如阅读杂志。
然而，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发现。实验结果表明，如果研究对象在这些支持自主的行为（提出理由、承认感受和尽量不施加压力）出现时内化了某条规则，那他们也就整合了该规则。这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在随后的行为中感到自由，并表现出对任务的喜爱，而且，他们相信这对他们个人来说很重要。他们带着真正的意愿去做这件事。
相反，如果内化发生在控制的环境中，缺少上述三种重要的促进行为（以及在那些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自主的环境中），内化就会采取内摄而不是整合的形式。即使这些人后来确实也做出了该行为，他们还是感到不自由、不喜欢，而且不相信它对个人很重要。他们已经接受了“应该做”的想法，步履沉重地继续向前走，好比待宰的羔羊。
尽管控制的情境促成了一些内化，但其程度不如支持自主的情境。这是一个重要发现，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理解另一些着重研究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家的报告，这些报告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控制的力量来实现“社会化”。控制似乎确实能够产生一些内化，但控制情境中的内化程度低于支持自主情境中的内化，而且这种内化是不完整的——只是内摄。
旁观者可能会将那些内摄的人描述为负责任的、做正确事情的人，正如格罗尼尔克和瑞安研究中的老师认为内摄的学生积极主动一样。但是，这些因为内摄而产生负责任行为的人，却要为伴随这种形式内化而产生的不愉快情绪和其他负面后果付出代价。因为另一种选择（因为整合而产生负责任行为）不仅更人性化，而且更加高效，所以我们要努力促进整合，而不是强加严格的纪律，这似乎很重要，因为这种纪律的负面效果是促进内摄，并且给被社会化的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代价。
真正的自主要对他人负责
对于联结的内在需求导致人们加入团体，最初是核心家庭，然后是更大的团体，然后是社会，最后是（人们希望的）全球社区。这种需求，无论是好是坏，都打开了人们社会化的大门。当人们属于某个团体时，这个团体就成了他们身份的一部分，他们自然倾向于接受其价值观和道德观。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责任感发展的过程。
瑞安和我坚信人本主义的信念：重要的是做到真实，做自己，走自己的路。但同样明显的是，我们重视责任。
提倡自主并不意味着要求自我放纵，因为真正的自主包括为他人的幸福负责任。对与他人互相联系的需要，会让人们自然而然接受和吸收文化的某些方面，从而做出富有成效的贡献，而一些重要人物对自主的支持，有助于这一点的实现。
个人对联结的需求，加上社会化代理人对自主的支持，使得人们富有责任感，因为他们变得真正自由了。这就是社会化的含义，至少在积极健康的意义上是这样。
因为对自己诚实通常被人视为做自己的事情的利己主义，所以，真实常常被人们曲解为不负责任的正当理由，受到持有这种观点的批评者的抨击。一个人自私地、利己地做自己的事情，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可能产生明显的负面后果。但是，这些行为是不真实的，它们不是人类自主的表现，不是真正自我的体现。
谴责真实性需要的作者，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不负责任地行事。他们打着负责任的旗号，呼吁进行控制，但这种控制有害于人类发展，进而使人们不负责任。
例如，艾伦·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中写道：“别人告诉我们，内心健康的人会真正关心他人。对此我只能回答，如果你相信这个，就能相信任何事情。”由于布鲁姆对真实的描述是肤浅和不准确的（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人类对自主和联结的需求，既是重要的，又是互补的），所以他的讨论只会使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更加混乱。
变得自私、自恋或叛逆的人不但不会“关心他人”，而且会不负责任地行事。这些情形源于他们对自主和联结的基本需求未得到满足。这种结果是由冷漠和控制或者混乱和纵容的养育所导致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无法变得真实，也无法变得负责任。
支持自主不等于纵容
支持自主与纵容是两回事，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尽管如此，人们常常把支持自主的概念解释为让他人随心所欲。
我记得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在他位于费城郊区的家里喝咖啡。他3岁左右的女儿贝姬从后院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橡皮球。我朋友说道：“贝姬，把球放在门外。”贝姬继续往前走，好像一个字也没听见。“贝姬，请你把球放在外面。”爸爸说道，但贝姬还在走。我的朋友转向我，继续我们的谈话。见此情景，我惊呆了。
我的朋友不是支持自主，他这是纵容。他没有设定界限，在管理行为后果时也不一致。结果，他不但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行为（让女儿把球放在屋子外面），而且干扰了女儿的内化和社会化。
如果没有界限、没有组织、没有需要内化的规则，就不会有内化。
纵容很容易，但支持自主很难。支持自主需要清晰、一致，并且以理解和共情的方式设定界限。
有一次，在我就这个话题发表演讲之后，一位女性抗议道：“支持自主是件好事，但并不总是公平的。”我不明白她的意思，鼓励她说得更具体些。她说：“嗯，上周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务会议，我的保姆没有准时赶到家里来，所以我开会迟到了。保姆是位画家，我打电话给他，问他在哪儿，他说他正在画一幅画，一时走不开。”这位女性进一步提出她的论据，对我说：“你告诉过我，我应该支持他的自主，鼓励他的自我表达，但这让我很难过，这是不公平的。”
我同意她的看法，这确实不公平。我还说，如果我是她，可能不会再让那位保姆照看孩子了。他是一个画家，这很好，我会支持他内在的动机和创造力。但是，他跟我已经达成了协议，却没有履行协议，便是不负责任的。试图控制他，肯定不会有任何帮助，也就是说，要避免和他陷入争斗。但是，他如果这么不靠谱，不遵守协议，后果将是我不请他当保姆了。如果听任他不负责任，然后又继续让他照看孩子，就等同于纵容，这不是支持自主。
许多人认为，除了纵容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控制，也就是说，用高压手段让对方顺从。孩子经常犯错，有时候他们还不负责任，但是，无论是纵容还是施压，都不能产生最佳效果。
相反，帮助孩子掌握应对困难局面的方法，并且让他们以健康的方式发展，需要支持他们的自主，而这首先要理解他们的处境。我们得设定界限，并且在处理行为后果方面保持一致，但重要的是要在理解孩子的情况下做到这些。
你看到的行为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还有许多行为你并没有亲眼看见。也许女儿的不合作是一种报复父母的方式，也许儿子的行为是为了引起父母的注意。
很多可能的处理方式，无论是忽视这些行为还是施加惩罚，都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理解他们的感受和需求，同时让他们清楚这些界限和后果，是使得孩子做出正确的行为并且成为更好的自我调节者的途径。
在生活中做个负责任的家长、老师或经理，有时需要牺牲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以便支持孩子、学生或员工的自主。
例如，一位母亲可能已经计划了好几个星期，要在周六晚上去听一场特别的音乐会，但当周六到来时，却发现年幼的女儿病得很重，或者女儿因为一次可怕的经历而非常难过，需要母亲安慰。此时，母亲待在家里，就是负责任的做法——尽管这看起来不公平。
大多数人会为生病或受惊的孩子做出牺牲。但是，支持自主也可能需要做出不那么容易做出的牺牲。
举个例子，假设一位父亲计划带全家去参加一个大型的家庭聚会，但在那天，他的儿子有一场重要的小联盟比赛，他不想让儿子的队友失望。这两件事都很重要，但年幼的儿子更喜欢和朋友在一起，他的愿望是值得的，这是他自己表达出来的愿望，也是对他作为团队一员的责任的一种真诚认可。对于父亲来说，让儿子有选择的权利，无疑也是一种对自主的支持，尽管这意味着儿子不能和所有的家人和亲戚在一起。这不是纵容，虽然会有点尴尬，而且可能与父亲想做的事情起冲突，但这是值得做的。
更为艰难的情形是，孩子一直不负责任。
假设一位母亲事先让儿子别去碰孔雀石制作的犰狳，但儿子还是去碰了，并且将其打碎。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走支持自主的路。这意味着母亲要理解儿子的观点，直截了当地管理行为后果——不是惩罚，不是控制，而是执行她要求儿子不要碰那只犰狳时达成的协议（无论是含蓄的还是明确的）。支持自主意味着母亲会承担后果，但也会和儿子在一起，既努力理解他的想法，也帮助他理解她的观点。
似乎我在对不负责任的保姆和不负责任的儿子唱着不同的调子——给他们开出了不同的处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因为这两种情况是不同的。不论是哪种情况，管理行为结果都很重要。虽然如此，但就儿子的例子而言，重要的是与他合作，促使他承担更大的责任，哪怕这需要做出一些牺牲。父母有责任促进孩子发展，即使孩子不负责任，在支持自主和促进发展方面多走一步也很重要。然而，在保姆的例子中，那位女性与保姆只有肤浅的商业雇用关系，她没有责任促进他的发展。不请他回来当保姆，就是在管理行为结果，但她没有必要再进一步了——当然，除非她自己愿意。如果他真的是她的雇员，一个为她全职工作的人，她会适当地承担更大的责任，但他不是。
支持自主和纵容很容易被混淆，部分的原因是，人们很难承认自己是在纵容，所以，他们把自己的纵容错当成了支持自主。
我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在照顾我那位拉小提琴的朋友丽莎。我猜她那时大约4岁。夜逐渐深了，她变得越来越兴奋，到了刷牙、讲故事和睡觉的常规时间，她反而变得异常活跃。我就是这样一个人，经常思考如何设定界限，但我发现，那天晚上我很难去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原因是我发觉难以给丽莎设定界限。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不安的，当我试探自己是否愿意面对这种情况时，尽管不太容易承认，真相还是变得非常清晰。我不愿意设定界限，哪怕是支持自主的界限，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担心丽莎会因此不那么喜欢我。出于被一个4岁孩子喜欢的需要，我在逃避照顾孩子的责任。
设定界限不等于苛责
当今许多父母都过度劳累，因为他们试图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取得平衡，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很多父母没有足够的时间陪孩子，于是产生一种深深的内疚，因此纵容孩子，以减轻自己的负罪感。这和我面对丽莎时遇到的问题非常相似。
有些超负荷工作的父母对压力的反应是对孩子要求更多、批评更多，而不是纵容。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些父母实际上是在对他们的孩子进行攻击。当孩子不像他们想的那样回应时，当孩子把他们逼到极限时，他们就会生气，甚至动手打孩子。我在当地超市的过道上和本地的家庭餐馆里看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父母对他们要做的事情感到压力极大，假如孩子干扰了他们的日程安排，他们就变得焦躁不安，最后会对孩子大喊大叫，或者猛烈推搡孩子。
任何一个孩子都能把父母逼到极限，尤其是当父母缺乏耐心等内在品质的时候。当父母、老师或经理累了，工作压力太大，或者被未完成的事情压得喘不过气来时，他们很容易要么变得纵容，要么在孩子、学生或员工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时苛求、挑剔和辱骂他们。每个人都容易受到这种伤害，但重要的是，当人们实际上是在纵容时，不要自欺欺人地以为是在支持自主；当他们实际上是在冒犯时，也不要欺骗自己，说是在设定界限。
人们有权利感到自身的紧张情绪和冲突，但如果他们承认这些挫折，如果他们为这些挫折负起责任，那么，他们的孩子（或者学生、员工）将不太可能为这些挫折付出代价。意识到自身的内部压力和冲突，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们将更加能够在他们教育、照料或监督的个人与社会之间促成有效的协调。
第8章关于“应该、必须、不得不”的信念
社会中的自我
这些年来，我认识了数百名聪明而有成就的大学生，其中一件令我倍感惊讶的事情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告诉我，他们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和信念。他们说，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会感到自私或内疚，人们不会喜欢他们。他们因为害怕或羞愧而没能做真正的自己。
这些学生秉持关于他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应该做些什么的内摄信念，而这些内摄信念已经牢牢植根于他们内心。有些学生甚至说，如果抛开“应该”“必须”和“不得不”这些词，他们就没有真正的自我意识了。这些年轻人被类似这样的内摄信念所压倒，呈现出一种假象（表现出一种虚假的自我），因为他们已经与真实的自我失去了联系。他们接受外人强加的身份，通过严格地内摄信念而不是灵活地整合他们社会世界的各个方面来获得他人的认可。
我记得一个名叫亚瑟的年轻人的例子，他的思维非常活跃。他还是个孩子时，就开始质疑世界的本质，并形成了与这种质疑相一致的世界观，但这种行为对养育他的严厉家庭来说是一种诅咒。9岁那年，当他大声怀疑人生的意义时，他的母亲回答道：“我们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大约一年以后，当他若有所思地批评他父亲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时，他的父亲则这样回应：“你是谁？你觉得自己比这个伟人更优秀吗？”他父母每次都浇灭他好奇的天性，他必须学着不去说出自己的想法。事实上，他似乎对抽象的思想和宏大的理念都失去了兴趣。
他的家庭生活的故事其实很普遍，很多学生都跟我讲过类似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的结局比大多数人的更幸福。亚瑟非常聪明，当他考上大学，终于有人开始支持他独立思考时，他的好奇心逐渐被重新点燃，最终蓬勃发展。但在更普遍的情况下，受到这种控制型家庭环境影响的学生报告说，他们无法或者不愿寻找自己内心的力量和渴望。他们焦虑和害怕，如果他们与内在的自我接触，将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芭芭拉以前是我的学生，她写道，她总是努力满足别人，做他们想让她做的任何事。她接着写，这对她来说很好，没什么损失。但我十分了解她，芭芭拉写下这些的时候，她知道做别人想要她做的事，并不是她真正的选择，也不是她真正喜欢的。相反，在我看来，她是觉得自己不得不做别人想要她做的事，因为她害怕如果不做会有可怕的后果。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学生们甚至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他们正受到内摄和他人要求的控制。他们不像芭芭拉那样有洞察力，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压抑内心的自我。我不得不从他们持续表现出的焦虑、刻板的行为模式，以及他们对自己该做什么的坚持中推断出他们当前面临的困境。这些学生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与真实自我的联系，完全接受了内摄，绝望地想要得到认可，但没有留下任何真正的自我感觉，甚至无法承认这一点。他们内在自我的潜能消失了，成熟而真实的自我却从来没有发展起来，他们甚至不能面对这种自我。
加入诸如家庭或者社会之类的团体，有一种相关的风险，即人们也许会被迫放弃或者隐藏自己的真性情。他们可能觉得必须放弃他们的自主和真实自我，以适应社会。尽管代表着最理想发展的整合才最符合孩子和他们的社会化代理人双方的利益，而且，整合需要社会化代理人对自主和联结的支持，但是，太多的时候，社会化代理人往往违背孩子的意愿，在需要支持自主时企图用有条件的爱来控制孩子。如果自主与联结对立，其代价可能是人们的自我受到损害。
内摄形成的虚假自我
大多数现代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将自我看成是由社会“编程”的，这意味着人们对他们自己的感知，随着社会对他们的定义而发展。根据这种观点，当别人称赞你友善时，你才开始把自己看成一个友善的人。当别人担心你是否能成功时，你也会对自己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产生怀疑。当别人打断你的活动，告诉你要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时，你就接受了“你不是十分胜任”的看法。对于这些理论家来说，无论社会将我们“编程”成什么样的人，那就是我们自我的构成要素。
这种“自我是由社会定义的”观点，其问题在于它没有区分真正的和虚假的自我，没有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从内在的自我（尽管它是新生的）开始，也没有意识到我们有能力不断完善和提升那个自我。因此，自我可以按照其本性发展，也可以由社会来“编程”，但这两个过程产生的自我将迥然不同。
然而，内在的自我并不是一个简单地随着时间推移而接受“基因编程”的实体。相反，它是一系列与世界相互作用的潜力、兴趣和能力。在任何时候，自我都是这种辩证关系发展的结果。当这个发展过程有效运行时，其结果就是真实的自我；当这个发展过程出错时，其结果就是不那么真实的自我。因此，自我的发展受到社会的显著影响，但是，自我并不是由社会建构的。相反，个体在自我发展中起着能动作用，真正的自我是在社会支持个体活动的同时发展的。
真正的自我始于内在的自我，源于我们内在的兴趣和潜力，源于整合我们体验的各个全新方面的有机体倾向。在完善和提升真实的自我时，人们会产生日益强烈的责任感。出于对自主、胜任和联结的需求，人们愿意为他人付出，也愿意给予他人需要的东西。整合了这些价值观和行为，人们会变得更有责任感，同时也保持着他们个人的自由感。
但是，真实自我的整合与发展，需要满足人的内在需求。当人们成长的社会环境支持自主时，也就是说，当这种环境提供了最理想的挑战、提供了选择及主动做事的机会时，真正的自我就会蓬勃发展。当社会接受人们的本真，在他们探索自己内在和外在环境的过程中给予他们爱时，真正的自我就会得到最理想的发展。但是，假如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个过程就会受阻。真正自我的发展需要支持自主——需要无条件的接纳和爱。
在现代社会中，最常见的一种约束方法是把爱、接纳和尊重的条件建立在人们以某种方式行事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对方不按你要求的方式做，你就会收回爱、接纳和尊重）。这种收回爱的方法，潜藏于生活中的一个可悲方面，即在许多情况下，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会使自主和联结相互对立。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需求在本质上是对立的，而是说社会可以通过剥夺人们的自主并通过他们与别人联系的需求来控制他们，充分利用他们的弱点。为爱附加条件的做法是我们对待孩子（以及同龄人）的一种更具控制力的方式，因为这种做法迫使他们为了留住爱而放弃自主，否则就得“像孤岛一般生活”。
研究一再证实，控制的环境通过抑制整合和促进内摄损害了发展。因此，为爱附加条件的做法代表了人们（最明显的是父母）与他们自己作对的另一个例子。父母想方设法让孩子行为端正，威胁要收回对孩子的爱，在此过程中不仅阻碍了孩子对规则的内化，更重要的是阻碍了其真实自我的发展。
孩子接受价值观、规章制度和社会赋予他们的自我概念，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当世界提供的一切都伴随着控制时，也就是说，当爱的获得与否取决于是否接受世界的价值观和规则时，那么，即便是最好的情况，孩子也只会将这些价值观和规则内摄，整个吞下去，而不是将它们整合到自我发展之中。
内摄的东西是不完整的，或者说不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而是作为僵化的要求、概念和评价而存在，这些是虚假自我的基础。艾丽丝·米勒在《天才儿童的悲剧》（The Drama of the Gifted Child）一书中解释说，当孩子接受了控制型监护人希望他们拥有的身份时，虚假的自我就会发展。为了取悦父母并获得有条件的爱，孩子会逐渐凭直觉知道父母想要的是什么，自己需要做什么才能得到父母的爱并且避免控制型父母的责备。
内摄可以是强大的动力，无情地推动人们以特定方式思考、感受或行事。但内摄也有各种各样的副作用，这证明了内摄是一种不良的适应。
内摄与焦虑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人们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对失败和失去尊重的恐惧之中。内摄还伴随着一种内心的冲突，即在我们内心提出要求、哄骗和评价我们的内摄控制者与被指导和被批评的内部自我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愈演愈烈。内摄是一个过程，它促使了虚假自我的出现，促使了一套僵化的规则和严格身份认同的出现，同时，它也是一个使人们失去与真实自我的联系的过程。
一次，我为一个20岁出头的男孩做心理治疗。他个子很高，穿着保守的双编织裤子，打着一条平淡无奇的领带。在和他打交道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他多么缺乏表情，很像机器人，十分疲惫。随着治疗逐渐演变成对这位年轻人的专制父亲的讨论，我注意到他身体的某个小部分出现了一些变化：他紧握右拳，而这是他对自己感觉的一种表达。我请他把握紧的拳头打在另一只手的手掌中，他照做了。刹那间，他全身僵硬得令人吃惊，脸也扭曲了。一想到他可能会反击他的父亲，哪怕只是象征性地反击，他就感到非常不安，以至于几乎麻木了。他父亲认为他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成了他虚假的存在方式，这种虚假自我强大到难以置信，令他无法抗拒。
恐慌和僵硬慢慢消退了，不到一个小时，他多多少少恢复到了事件发生前的状态。他的内摄信念没受到丝毫影响，几乎就像事件没有发生过那样。事实上，这个年轻人发现，在接下来的面谈中甚至都很难讨论这件事，因为他对父亲的愤怒，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可怕的人。尽管如此，他还是瞥见了自己的问题所在，持续的治疗确实帮助他解决了对父亲的愤怒，甚至帮助他恢复了一些天生的活力，但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这个人在愤怒与恐惧的夹击下，失去了真正的自我意识，也失去了他生活的内在动机，这种内在动机能够激发他每天体验到自己的好奇心、奋斗精神和勇气。幸运的是，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让他重新找回了一点点内在动机。
自我卷入：有条件的自我价值过程
将有条件的爱和尊重作为一种控制手段，不仅会加强内摄，还会导致更加可悲的后果，那就是教会人们以有条件的方式尊重自己。就像他们曾经为了得到别人的爱和尊重而必须满足外界的要求一样，现在，他们还必须通过内摄信念来获得爱和尊重。他们觉得，只有在他们按照内摄信念的要求去做时，他们才是有价值的人。当我们的这位来访者正在生他父亲的气时，他觉得自己是个没有价值的人，这种有条件的自我价值的感觉，为内摄信念赋予了巨大的力量。事实上，这种内摄信念的力量实在太大，以至于当他敢于面对内摄信念时，几乎快要麻木了。
自我卷入（ego involvement）是心理学家用来定义人们感觉自身价值依赖于特定结果的过程的一个术语。当人们坚持内摄信念，而这些内摄信念又被有条件的价值所支撑时，这就被称为自我卷入。如果男人的价值感依赖于从工作中积累财富，他就是自我卷入于工作；如果女人的价值感依赖于在健身俱乐部赢得比赛，她就是自我卷入于运动。
瑞安和他的同事已经做了一些研究来探索自我卷入的影响。在一个典型的实验中，一组研究对象是自我卷入的，或者受到对自我的威胁的激励，而另一组则全身心地投入到任务之中，或者受到活动本身的兴趣和价值的激励。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自我卷入削弱了完成任务的内在动机，导致研究对象对表现产生了更多的压力、紧张和焦虑。
当人们受到他人有条件的尊重时，自我卷入就会发展，因此，它与价值观和规则的内摄密切相关。当自尊与表现挂钩时，人们会竭力维持一种假象。他们强迫自己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在别人面前表现，这样才能自我感觉良好。这当然有损兴趣与热情。事实上，自我卷入会支持虚假的自我，同时继续破坏真实自我的发展。
当人们自我卷入时，他们关注的是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所以总在评判自己的样子。
例如，一个自我卷入的女孩会永远关注别人在考试中的表现，以便知道自己是否表现得“足够好”。
研究表明，自我卷入不但会削弱内在动机，而且正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它还会损害学习能力和创造力，使人们在任何需要灵活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任务上的表现变差。自我卷入的僵化妨碍了有效的信息处理，它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变得更肤浅。
简而言之，自我卷入建立在脆弱的自我意识之上，它不利于自主。因此，要变得更自主（更加自我决定），就需要人们从自我卷入中摆脱出来，并且逐渐放弃自我卷入。
梅尔·韦尔林（Mel Wearing）是罗切斯特红翼队的一名击球手，他力量强大，在赛场上表现出色。他第一次上场时，人们期待他今后每次上场都能打出全垒打。问题是，他自己也在期待着自己的出色表现。据他自己说，他加入红翼队时，一心想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也就是说，想要一次又一次地打出全垒打。他说，这样一来，他就会把球棒握得太紧，挥得太用力，结果却适得其反。每个赛季开始时，他都会对自己说，“这将是我大放异彩的一年”，总是给自己施加压力。他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去击出漂亮的球，但没有成功。他的表现令人失望，他为自己感到难过。
最后，有一年他终于意识到，假如自己不再担心，不再把自己逼得那么紧，不再将自己的价值局限于成为一名击球手，他就会过得更好。他对自己说，只要每次能够击中球就好了。果然，他不把自己逼得太紧，表现就越来越好。他开始发挥自己的潜力，因为他不再紧逼自己。他已经放弃了自我卷入。这是一个悖论，但却是真的。
夏洛蒂·塞尔弗（Charlotte Selver）发展了“感官觉察法”。这是一种允许一个人的内部功能与真实自我结合得更紧密的方法。夏洛蒂有很多著名的学生，比如精神病学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弗里茨·皮尔斯和克拉拉·汤普森（Clara Thompson），他们和她一道，努力找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内心平和以及对周围环境更敏感的感知。我曾听夏洛蒂说过：“如果你不怕变胖，那么你就能变瘦。”如此简单的表达，却道出了极其深刻的道理。
夏洛蒂强调了存在于许多人内心的挣扎，他们在迫使自己变瘦的自我卷入和抵制这种压力的自我之间不停挣扎。人们试图强迫自己减肥，并且威胁自己，如果没能减肥就会恨自己，这样一来，他们就产生了抗拒。他们给自己施加压力，然后又抗拒这种压力，最终削弱了自己成功的可能。出于对内摄控制的怨恨，他们会进行自我妨碍。为了减肥，或者说，为了改变任何其他行为，人们如果从一开始就放弃自我卷入，让自己从内摄的挣扎中解脱出来，从不可避免的自我憎恨中解脱出来，就会更加成功。做到这点，“他们就会变瘦”。
从主人和奴隶的角度来思考。你脑子里的主人认为你应该变瘦，讨厌你变胖。所以作为主人的你不断对你加以批评、威胁、哄骗、羞辱。尽管你的一部分自我试图取悦主人，另一部分却想反抗，去报复主人，这并不奇怪。这当然很容易做到：只要保持肥胖就行了。问题是，主人也是你自己，所以说，怨恨主人就是在怨恨你自己。
允许自己失败，你就更有可能成功。这就是夏洛蒂·塞尔弗所说的，也是梅尔·韦尔林最终意识到的。
真正的自尊与有条件的自尊
当认识到内摄和自我卷入如何通过有条件的自我价值过程来激发我们的动机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显现了出来：自尊实际上有两种类型。我们称之为真正的自尊和有条件的自尊。
真正的自尊建立在相信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的坚实基础上，是一种健全的、稳定的自我感觉。它伴随着发展良好的真实自我，在这个自我中，内在动机得到保持，外在的界限和规则得以整合，调节情绪的必要过程得到发展。因此，真正的自尊与自由和责任相伴相随。
然而，真正的自尊并不等同于认为自己不会犯错。拥有真正自尊的人知道行为是对是错，因为它伴随着整合的价值观和规则。这些人会评估自己的行为，但他们的价值感并不依赖于这些评估。
然而，还有另一种类型的自尊，它不太稳定且在根本价值感方面缺乏安全感。这种自尊在某些情况下是存在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就消失了，它使人精疲力竭，自我贬低。这是有条件的自尊。当人们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感受到压力和控制时，他们的自尊往往取决于这些事情的结果。事实上，自我卷入能控制人们，是因为它伴随着有条件的自尊。
如果一个人的自尊依赖于不断地完成大生意——尤其是比他的同事更大的生意，那么，假如他相当成功地持续做成这些生意，他通常会自我感觉良好，但这些感觉将是短暂的，不是真实的。这些感受可能会以自我膨胀的形式出现（可以说是一种巨大的自我），而不是一种坚实的自我意识，而且，它们往往会形成自己比他人更好的感觉，而不只是觉得自己和别人一样好和有价值。
真正自尊的人能够尊重他人，接受他人的缺点，而不是评价和贬低他们。我曾经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说过：“我在这里是作为一个目击者来描述，而不是作为一个法官来评价。”当然，他在关于大屠杀的著作中描述的很多内容，在道德上是令人反感的，他一定会谴责这些行为，但他的评论聚焦于人类的潜力，聚焦于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善良和可能性。他接着说道：“我怀抱希望，因为生命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这些话是真正自尊的人会说的。
无数的畅销书都颂扬高度自尊的重要性，但它们未能区分真正的自尊和有条件的自尊，这导致人们提出了令人质疑的行为指导。有的作者建议父母、老师和朋友赞美他人，提醒他人记得自己是多么好的人。当然，向他人传达你对他们价值的信念，是高尚的举动，但赞扬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如果赞扬的表达是有条件的，则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
卡尔·罗杰斯提倡他所谓的无条件的积极关注（noncontingent positive regard）。从本质上说，他的意思是讲，获得他人的关注（最重要的是自我关注）是我们不可被剥夺的权利。我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还活着。
赞美通常与关注不同。赞美通常取决于孩子考试是否得A，是否吃完你给他夹的蔬菜，或者是否打扫他自己的房间。其中隐含的信息是，如果你没有达到目标，你就没有价值。
赞美有强化有条件的自尊而不是真正自尊的风险，在此过程中，它加强了一种控制的动力取向，使得人们变得依赖于赞美。然后，他们会为了得到更多的赞扬而去努力，这样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哪怕只是有片刻的价值。这样做将会进一步削弱他们的自主。
亲密关系中的自主：一条双行道
在许多人的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是一种特定的同伴关系，通常是和恋人的关系，但有时是和最要好的朋友的关系。那个人是你可以求助的人，可以依靠的人，可以支持你的人。那个人会倾听你，会在别人听不懂的时候理解你。但是，那个人也需要你为之付出，伸出援手，倾听他，理解他。在许多人的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是相互依赖。这允许他们通过依赖于同样依赖他们的人来满足自身对关系的需求。
这些关系必不可少，许多人围绕这些关系构建自己的生活。但在考虑相互依赖的关系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相互依赖的过程中，是否也存在相互自主以及相互支持对方的自主。对于相爱的人来说，支持自主是一条双行道。
最成熟和令人满意的关系的特征是，一个人的真实自我与另一个人的真实自我相关联。每个人都依赖对方，但每个人都保持着他的自主、完整，以及自我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是自主的，有真正的选择意识，这样的关系将是健康的，伴侣双方都将能够回应彼此的真实自我，并且支持彼此的个性和特质。
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魁北克大学的心理学家马克·布莱斯（Marc Blais）、罗伯特·瓦勒朗（Robert Vallerand）和同事们进行了一项研究，探究人们投入当前恋爱关系的原因。他们改编了瑞安和康奈尔制作的自我调节问卷，以评估人们维持恋爱关系的动机在多大程度上是自主的，也就是说，人们在那些关系中是否有真正的可选择感和个人渴望，而不是因为感受到一些压力或控制而身处恋爱关系之中。研究人员发现，夫妻双方的自主，对夫妻关系的幸福至关重要。那些能自主处理与伴侣关系的人，对自己的关系感到最为满意。然而，许多研究对象并不是独立自主的，而是感觉受到了控制。这些人在夫妻关系或恋爱关系中感到不自由，他们出于义务而与伴侣建立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伴侣的真实自我没有参与进来。
有一次，一位新的来访者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请求来拜访我，她说她叫卡特拉斯。她来拜访我时，自我介绍说她是卡特拉斯太太，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她要么在电话里，要么亲自告诉我，她是卡特拉斯太太。她之所以约见我，是因为她用一根木棍打了她的丈夫，这件事使她非常震惊。（我怀疑她丈夫也受到了一点惊吓。）她说，过去的几个星期，她断断续续地生丈夫的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这种愤怒使她非常不安，在他们28年的婚姻生活中，她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卡特拉斯太太大学刚毕业就结婚了，几年内相继生儿育女。她是一个模范家庭主妇和母亲，全心全意地关注丈夫的需要，总把丈夫的事情放在首位，然后再想着自己的事。她同样关心三个孩子的愿望，他们中最小的刚刚大学毕业。她开车送他们去参加足球训练和上音乐课，而且，她是童子军的领袖，还帮助学校和教堂举办各种活动。
我相信卡特拉斯太太的朋友们都认为她非常爱她的丈夫，认为她是一个忠贞且富有爱心的妻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确是。但这是一种不平衡的爱。她支持丈夫的一切事业，给他想要的一切。在治疗过程中，我问她想从这段关系中得到什么，或者，更一般地讲，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对此她无话可说。她想成为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这是肯定的，她想要人们对她扮演的这些角色有好的评价，但她自己，却似乎什么都不想要。
卡特拉斯太太承认，现在孩子们不再需要她了，她的生活似乎有了很大的落差，但无法确定自己有什么愿望。她既没有任何短期的愿望，比如找时间画画，或者让丈夫对她的感觉更感兴趣。同时，她也不能具体说明自己有什么长期的愿望，比如开始找份工作，或者找到其他可以全身心投入的事情。
我认为，她向我自我介绍说她是卡特拉斯太太，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她是我能回忆起的唯一一位不用自己的姓和名介绍自己的来访者。她好像没有自己的身份。
卡特拉斯太太是卡特拉斯先生的妻子，当然也是他的孩子们的母亲。她是卡特拉斯太太，这是她唯一的身份，28年来，她一直认为这就够了，但似乎发生了什么事，让她觉得仅仅做卡特拉斯太太已经不够了，尽管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并接受了她打丈夫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事实。28年后才浮出水面的愤怒，源于她的身份被丈夫所忽视了。
最后，卡特拉斯太太对丈夫的这种顺从，当然要由她自己负责，尽管她的丈夫显然也有责任。有了这种认识，她才能够开始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以及如何得到它们。当她越来越清楚自己的需求和感觉时，她就可以选择如何表达和满足它们。渐渐地，她开始努力改变与丈夫的关系，明确自己在这段关系中想要什么，并通过商量来达成。
成熟的人际关系的特点是两个人之间能够公开地交流，不受自我卷入、内摄信念或自我贬低的影响。
在成熟的、相互的关系中，生活中其他许多关系的一上一下的特点，不仅在结构意义上不存在，而且在现实中也不存在。每个人都是自主的，每个人都支持另一个人的自主。
在这种成熟的、相互的关系中，每一方都能为对方付出而不期待任何回报，也不会把义务强加在对方身上。付出来自真实的自我，因此，人们体验到的是想要付出。
这不是像卡特拉斯太太那样的奉献，因为她的奉献来自一套关于她作为妻子和母亲应该如何行事的内摄的信念，而非来自整合的自我。尽管她是一位充满爱的妻子和母亲，为他人做了很多好事，但她的付出以牺牲对自我的坚定认识为代价。
当两个人关系成熟时，彼此都可以向对方提出某些要求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且完全相信，对方如果不想付出，就会直接拒绝自己。正如付出不会带来期望，接受也不会产生义务一样，在最理想的关系中，向伴侣提出要求，不会产生获得的期望，也不会给伴侣带来付出的义务。在这些成熟的关系中，人们自由地付出和拒绝付出。在满足自己的需求和向对方付出之间形成一种平衡。付出不以牺牲自己为代价，而是完全出于真实的自我。
在类似这样的关系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每个人都可以毫无防备地倾听对方的感受。
例如，当一个男人对他的伴侣说，“我生你的气了”，他会意识到，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的伴侣做错了什么。相反，这意味着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意识到自己的感受，对于真实自我的发展和运行十分重要，而就这种感受进行沟通，对双方的关系也很重要。但是，当人们“承认自己的感受”时，当人们明白他们的感受是由事件与他们自己的需求和期望之间的关系引起时，他们就能够建设性地表达这种感受，不会有攻击性。这还使得人们思考如何在不需要伴侣改变的情况下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
对一个人来说，倾听另一个人的愤怒而不为自己辩护不容易做到。但一个人越能承认自己的愤怒，另一个人就越有可能听到它。通过承认这种感受并且彼此分享，两个人就变得更加亲密。
埃里希·弗洛姆在他的畅销书《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ing）中指出，爱一个人很难。难就难在你要使自己从那些妨碍你真实地与真正的自我建立联系的内摄信念、僵化、责备和自我贬低中解放出来。真正难的是心理上有着足够的自由来进行真正的接触。
第9章“美国梦”的代价
当社会问题恶化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半个世纪，美国梦开始在人们脑海中翩翩起舞，人们睡得更加安稳了。呈现在所有人面前的是一派繁荣景象，人们相信，努力工作会给他们带来日思夜想的休闲和奢侈。毕竟，美国社会是一个崇尚自力更生的社会。拥有生产工具并且有效使用它们的人积累了财富，而不具备这种优势的人，如果努力工作并且顺从前者的权威，仍然可以过得很舒服。
美国梦是许多人的动力，接受查尔斯·雷奇所谓的“普遍权威”，即相信事情“应该以某种方式”去做，是实现梦想的手段。所以人们开始努力工作，过着健康的生活。
不幸的是，大多数人的梦想都没有实现，至少不是以他们梦想的那种形式实现的。
如今，人们的工作时间比1950年时更长，平均每天多工作近1个小时。双收入家庭已成为常态，由于白天无人在家，非工作时间通常被孩子和家务占据，休闲时间所剩无几，奢侈生活也没有实现。许多家庭都有两辆车，一台电话机和一台录像机，也请得起清洁女工，但这些都不是奢侈品，而是应对过度增长的生活压力的必需品。
然而，除了那个被称为“60年代”的短暂时期之外，大多数人都相信了美国梦，并且继续期冀着总有一天能过上像茱莉亚·罗伯茨（Julia Roberts）、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等明星和名人所享受的美好生活。即使这样的美梦没能实现，人们对工作的强烈投入也至少能让他们将来有可能拥有房车或佛罗里达的公寓，并且送孩子上一所好大学。
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来自某个治疗小组的人，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商业主管，大概是叫凯文·雅各布斯。凯文当时40多岁，口齿伶俐，衣着整洁，婚姻美满，他的3个孩子都已经是青少年了。这个家庭的生活很富足，孩子都在私立学校读书。所有迹象都表明，他们一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美国梦。凯文之所以接受治疗，是因为他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睡不好觉，感到胸口有一种不舒服的压迫感。他去看了几次医生，做了多次体检，没有发现任何健康问题，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依然存在。
凯文慢慢地开始接受治疗，据他说，一切都很顺利。但有一次，当他谈到他家排行老二的儿子时，脸色变得苍白起来。他的眼睛湿润了，觉得难以说下去，他几乎一下子就陷入了严重的抑郁之中。他的焦虑感十分强烈，但渐渐地，他终于能够随着自己脑海中奔涌的思想洪流，谈论那次至关重要的事件。这样一来，他的焦虑感消失了，着手计划生活中有意义的改变。
引发这一切的记忆来自他6岁的儿子。他的儿子是一所私立学校一年级的学生，在学校的戏剧表演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他的儿子感到十分兴奋，全家人都期待着周五晚上的活动。但就在那个晚上，当凯文的儿子上台时，凯文正在奥黑尔机场换乘飞机，因为他刚刚参加完一个商务会议。当凯文告诉儿子他将不得不错过这场戏剧时，儿子非常失望。
这种事情在今天已经十分常见了，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工作要做，要么晚上必须出门，要么分不开身。如果把错过儿子的演出作为一个单独的事件，它对凯文和他儿子肯定没有如此重大的影响，但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它象征着20年来凯文是如何一直优先考虑自己的事业的。过去20年来，他每周工作60～70小时，都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给整个家庭一个美国梦。突然间，他意识到，在追求美国梦的过程中，他并没有真正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他的孩子都是青少年了，他却没有看着他们长大。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凯文做出了一些改变。他重新安排了自己的时间表，缩短了每周的工作时间，集中精力增进与妻子和孩子的关系。这一切进展得并不顺利，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幸福的结局。他并没有经历离婚或者其他一些会带来心理创伤的事件，总算发现了对他来说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很多其他人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
现在的凯文有什么不同呢？他现在能够在满足各项基本需求方面取得平衡。凯文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一直觉得自己很有效率，因此对胜任的需求得到了很好的满足。现在他与家人的关系更深了，所以对联结的需求也得到了更加充分的满足。此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他都感到更加自主，更像是真正在做自己的选择。他不再受到工作的逼迫。
当然，强调物质主义的美国梦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动机，它把凯文“拴”在办公桌上20年了，这也让他的孩子能够跟上不断发展变化的运动鞋潮流。但是，凯文和他的家人牺牲了巨大的个人满足感。这种现象有多普遍？美国梦的负面影响有多普遍？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6种人生愿望
物质主义的概念已经得到了广泛讨论和激烈辩论。一方面，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呼吁增加支出，以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另一方面，批评人士和心理学家保罗·瓦赫特尔（Paul Wachtel）等人认为，富裕让灵魂变得贫瘠。直到最近，心理学数据才开始阐释这一争议。理查德·瑞安和前研究生蒂姆·卡瑟（Tim Kasser）从数百个研究对象中收集了相关数据，这些研究对象包括大学生和成年人，他们的年龄、社会和经济地位各不相同。
这两位研究人员着重研究6种类型的人生愿望。其中3种是我们所说的外部愿望，就是那些构成美国梦的东西，包括成为富人、名人和魅力四射的人。在这些愿望之中，期望的结果还对其他目的具有工具性。金钱带来权力和物质财富；名声为创造财富与提升地位提供了机会；美好的形象让人们有机会成为迷人的先生小姐，因而获得推销自己的机会，赢得人们的关注。
相反，另外的3个愿望指的是内在愿望，因为它们给人们带来回报、提供帮助，以满足人们内心对胜任、自主和联结的内在需求。这三个内在的愿望是：拥有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为社会做出贡献、实现个人成长。当然，与有影响力的人士建立令人满意的个人关系，可能会打开一扇门，而为社区做贡献也可能赢得人们的赞誉，因此，内在愿望也能够带来一些工具性的优势。但是，内在愿望和外在愿望是完全不同的。内在愿望凭借它们自己的力量使人们感到满足。不管它们是否导向其他目的，人们都会从这3种内在结果中感受到巨大的个人满足感。
我们大多数人都心怀这6种愿望，即使是外在的对经济成功的渴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对过上令人满意的生活十分重要。不可否认，我们希望拥有一小块土地并且在上面居住，为自己和家人争取食物、医疗和一些审美乐趣，这些都是合理的愿望。
但研究人员主要感兴趣的是，当人们对其中一个或多个人生目标的渴望与其他目标失去平衡时，会发生什么。
在研究中，每个人都给自己的这些生活愿望的重要性打分。卡瑟和瑞安通过一个复杂的统计程序，将个人对其中某个目标的渴望与其他目标的失衡程度用系数表示。
例如，如果凯文·雅各布斯在治疗前完成了问卷调查，那么，他对物质成功的渴望，无疑会与他对“为社区做贡献”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的渴望失去平衡。
研究人员发现，相对于3种内在愿望，一个人如果对金钱、名声、美貌这3种外在愿望中的任何一种渴望更强烈，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例如，一位训练有素的临床心理学家认为，对物质成功有着异常强烈的渴望，与自恋、焦虑、抑郁和较差的社会关系有关。其他外在愿望也与较差的心理功能指标有着类似的关联。相反，对任何内在目标的强烈渴望（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个人成长以及为社区做贡献），都与幸福感呈正相关。例如，那些强烈渴望为社区做贡献的人更有活力，也更有自尊心。当人们根据内在的努力（相对于外在的努力）来行事时，似乎更为满足，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感觉更好，并且显示出更多心理健康的迹象。
诸如财富和名声等外在愿望给人们造成的部分困难是，人们担心自己永远无法实现这些愿望，而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这些消极的预期是导致不健康的原因。人们如果非常看重这些目标的实现，并且认为自己无法实现目标，那么就会感到不快乐甚至抑郁。
我曾经认识一位年轻的剧作家，他用了两三年时间辛辛苦苦地写出一部关于家庭生活压力与困惑的戏剧。这部戏剧基本上是自传式的，他从作家和戏剧界人士那里得到了足够多的正面反馈，因此对该剧在当地剧院以及百老汇取得成功抱有很高的期望。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情绪和举止与戏剧的发展密切相关。当一些积极的事情发生时，他兴高采烈，梦想着令人眩目的开幕之夜，但当他遇到障碍时，他的期望值直线下降，变得沮丧不已。目标设定后，他对目标实现的消极预期预示着他一定会心烦意乱。
在对人生愿望的研究中，卡瑟和瑞安要求研究对象报告他们内心对实现这些愿望的相信程度，即他们认为实现3个外在目标和3个内在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
回想一下，前文所述的第一个发现表明，如果人们非常看重外在目标，那么心理健康就十分脆弱。
第二个重要的发现是，即使人们认为自己有着很好的机会实现那些代价高昂的外在目标，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很糟糕。心怀外在的愿望，并且相信自己无法实现这些愿望，这肯定会使人忧郁，但是，来自这一研究的一个不太明显但更发人深省的发现是，心怀强烈的外在愿望，同时相信自己能够实现这些愿望，同样与较为糟糕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关联。更重要的是，人们心怀愿望的类型，才是预测幸福感的关键因素，而不是他们对实现这些愿望的期望。
这些研究为个人自主的研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虽然一些早期的研究侧重于个人表现和体验的质量等问题，但这些研究将动机的类型与个人心理健康直接联系了起来。看起来，最健康的人们着重于发展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个人成长以及对社区的贡献。当然，他们也渴望在经济上获得足够的成功，过上舒适的生活。但是，财富、名誉和美貌并没有像它们支配心理不稳定的人们那样不成比例地占据这些人的意识。
人们着重强调外在努力，其背后是他们对自我的掌控十分脆弱。这些外在的目标让人们关注自己拥有什么，而不是关注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它们好比打造了一个光彩夺目的门面，一个缺乏坚实基础的、由社会衍生的角色。在没有感到深深的满足并且没能满足内在需求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渴望更加肤浅的目标。
因此，过度强烈的外在愿望可以被理解为虚假自我的表征。它们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们有条件的自尊依赖于这些目标的实现。当人们不断地获得有条件的爱和尊重时，特别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获得时，便学会把外在的标准作为判断他们价值的基础——最初是他们的父母认为必要的东西，然后是社会或含蓄或明确地提倡的东西。在形成一种以外部标准来判断人们价值的取向时，人们会变得特别容易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更有可能接受社会认可的价值观。最显著的是，他们将采用广告中蕴含的价值观（比如，积累更多更光鲜亮丽的物质财富之类的价值观）以及那些显而易见的标准（比如财富、名誉或美貌）。当然，外在的愿望恰好符合这一描述。
养育方式与人生愿望导向的建立
卡瑟、瑞安和他们的同事研究了不同类型愿望的由来，希望能够进一步阐明愿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动态关系。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使用了长达14年从母亲及其孩子那里收集的数据。研究人员发现，和他们的推测一致，18岁时过分看重外在愿望（如财富）的孩子，其母亲在他们小的时候一直在用控制（而非支持自主）和冷漠（而非养育）的方式对待他们。相比之下，那些温暖、投入、支持自主的母亲，其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渴望人生获得更多内在的成果。
关于愿望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现象出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因为它证实了未能支持孩子自主以及参与孩子的活动，可以促成一种更加外在的导向，并且产生更多的内摄信念和有条件的自我意识。这种外在的导向和与之相伴的有条件的价值感，是由于儿童不能满足自身对自主、胜任和联结的基本内在需求，并由此形成了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当个人具有强烈的外在导向时，他们就缺乏幸福感的坚实基础。
人们经常使用人类需求（human needs）这个术语，它通常等同于想要或渴望的概念。人们往往认为，一个人想要的，就是他所需要的，但这是对人类需求概念不准确的使用和误用。
相反，按照亚伯拉罕·马斯洛的观点，人类需求是一种有机的状态，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这种需求必须得到持续满足，人类才能保持健康，否则就会导致功能失调。
瑞安和卡瑟的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明确的支持，并且确认了胜任、自主和联结确实是人类的基本需求。
然而，人们通常讲的对金钱和名誉的需求，相比之下可以说根本不是需求。它们可能是奢求或欲望，可能是一个人参与各种人生活动的强有力的推动因素，但不是基本的心理需求。
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巨大代价
一个社会要想有效地运转，其个体成员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但是，基于两个理由，我们认为将价值观内化并且愿意按照这些价值观来生活是一件难以察觉的微妙的事情。
首先，作为有效的个体，一个人的价值观和随之而来的行为动机必须得到整合，也就是说，它们必须成为连贯的自我的一部分。如果不这么做，它们将使得自我屈从于社会。
其次，如果社会提供给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比如极端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与个人的基本人类需求不协调，内化的过程就会出错。尽管人们也可能会将这些价值观内化，但也许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他们将不断努力实现这些异常强大的外在价值观。
人们秉持实质上比内在价值观更为突出的外在价值观，是这些价值观缺乏整合的证据。
如果人们对金钱的重视被整合入他们的自我意识，这种愿望将与另一些愿望达成平衡，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对金钱的渴望，其价值在于它能使自己过上充实和平衡的生活，提供有意义的联系机会，提供美好的体验，帮助他人和支持公共机构，等等。例如，他们如果能将对金钱的渴望很好地整合，就会愿意为公共广播电台或童子军捐款，而不需要得到承认或掌声。他们会因为与他人的普遍联系感和对公共利益的责任感而为这些组织或者任何其他符合他们个人需求的公共组织捐款。
我并不是建议人们匿名捐款。关键是，如果人们捐款的动机真的是为社会做贡献这种内在愿望，如果他们对金钱的重视能与他们的内在愿望以及自身其他方面很好地整合，那么他们会愿意匿名捐款。捐款本身就是一种回报，任何认可都是一种额外回报。
正如卡瑟和瑞安的研究指出的那样，外在价值观的整合（外在价值观与内在价值观之间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注重教养的、支持自主的父母，其孩子更有可能整合外在价值观，但是，并不是所有责任都在于父母。如果整个社会着重强调物质主义，那将成为促进我们孩子（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平衡的巨大障碍。
金钱能让人们与这个时代保持同步，使人们拥有令人炫目的财产、热门花哨的新玩意，以及在观看体育赛事和音乐会时获得梦寐以求的座位。当然，它也给了人们从大众中脱颖而出的力量，让他们能够超越他人，使自己看起来与众不同。在我们的社会里，金钱极其宝贵，以至于根据詹姆斯·帕顿（James Pattern）和彼得·金（Peter Kim）在他们的著作《美国说出真相的那一天》（The Day America Told The Truth）中的说法，大约25%的美国公民愿意为了得到1000万美元而放弃他们的整个家庭；大约7%的人愿意为了这个数目而杀死一个陌生人；3%的人愿意为此让别人收养他们的孩子。在如此强烈的对金钱的欲望的包围之下，要想培养我们的孩子在外在和内在目标之间很好地保持平衡，成了一项艰巨的挑战。
个人主义不等于自主
美国社会的基础之一是个人主义。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许多英雄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开疆拓土，积累巨额财富。人们对小说中的西部牛仔和与暴风雨搏斗的水手抱有浪漫的看法；人们崇拜工业巨头，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博物馆、图书馆和大学。
在美国的文化史中，从一贫如洗到一夜暴富的故事比比皆是，无数教科书中都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自己。”这种向社会成员清晰展示的个人主义，是整个个人主义社会的一种合理副产物。这一点在清教徒中很明显，并且为独立战争奠定了基础。全新的美国主张自治，赋予公民自我管理的权利。个人主义被认为是一种社会价值，美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发展都支持这种价值。
正如作家安·兰德（Ayn Rand）等人正式阐述的那样，个人主义坚持个人权利至上。每个人的渴望至高无上，是他们自己的正当理由。然而，根据兰德的观点，利他主义将个人视为服务他人的一种手段，而个人主义则认为个人应维护其自身权利到底。
从这个角度来看，从道德上讲，行为的受益者必须是行为人自己，所以个人主义本质上等同于自私。两者都涉及以自身利益为基础来评价结果。兰德等人说，整体的利益即社会的利益，不是个人应该考虑的。相反，从理论上讲，社会的利益来自所有公民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因此，人们并不认为公共福利是一个目标，而是个人主义的必然结果。
就像将独立与自主混为一谈那样，人们还将个人主义与自主相混淆，许多作者将这两个词互换使用。然而，这两个概念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混淆源于两个概念表面上的相似性。
个人主义是指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意味着只要你遵守法律，便没有任何外部力量（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政府）会干涉你获得想要的东西。（个人主义的价值还需要将法律的约束降到最低。）同样地，自主也可以被定义为在追求你所选择的目标时有个人意愿（自由）。因此，这两个概念都与自由有着一定的关联，都传递了自我管理的意识。
但是，两个概念的侧重点和意义完全不同。
个人主义是关于自我利益的，涉及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而行动。它包含了个人独立或情感上的独立（这在第6章中已经讨论过了），但它不止于此，还包含了自私的意义，即只关心自己。个人主义与为了公共利益而行动是相对的，个人主义的反面是集体主义。
在集体主义中，个人的权利和目标服从于整体的权利和目标。在集体社会里，人们相互依靠，但他们的依赖不仅仅是个人或情感上的依赖，而是一种有组织的相互联系，其中每个人的所有行为后果都彼此交织。家庭重于个人，团体先于个人，社会重于个人。人们期望个人的行为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个人的福利被视为集体力量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相反。
相比之下，自主则是有个人意愿地行动，具有可选择感、灵活感和个人自由感。它涉及根据你的利益和价值观，感受到一种真正的意愿，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自主的反面是被控制，这意味着你被迫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思考或感受。
控制往往是他人施加的，即处于优势地位的人或者社会施加的，但话说回来，人们也可以通过控制自己来满足他们的内摄。给自己施加压力、强迫自己行动，或者觉得自己必须做某事，这些都在削弱自己的自主。
那些努力工作、争强好胜、争夺更多权力和财富的商人，或许是顽固的个人主义者，但他们绝非自主的榜样。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目标追寻是受到压力或者被迫的，即使这些目标来自内心，他们也是个人主义者，而不是自主的。当然，许多人认为个人主义的概念很有吸引力，但其吸引力更多地来自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内实现目标的冲动，而不是来自他们的内在需要。
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等作者混淆了个人主义和自主，因此，他们的批评把自主描绘成犯罪，而实际上，他们批评的是男性的独立和西方的个人主义。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拥有自主，不应该是一件招致批评的事情。
正如个人主义可以被控制一样，以集体的名义开展的活动也可以被控制。在日本，集体一直以来都优先于个人。这是一种强烈的社会价值观，在日本文化中几乎普遍存在。家族忠诚被认为是强制性的，家族的荣誉感甚至会促使那些丢面子的家庭成员自杀。然而，日本文化的控制手段并不建立在外部胁迫的基础上，而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有效过程，它促进了一种内化，在这种内化中，人们接受某些价值观并严格地将其用于自己身上。人们根据文化的社会习俗来控制自己，而不是被文化的代理人所控制。
不过，尽管上述做法一直有效，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日本社会的结构开始出现问题。在金融界，挪用公款和其他共谋案件的指控频发，这证明日本的个人主义越来越强烈。而类似无家可归的社会问题，尽管远远不如美国那样严重，却也一直在恶化。
哲学家罗伯特·杨（Robert Young）对自主的定义与我们的定义非常相似，他说，自主的行动需要理性和意志力。当然，个人主义也需要这些。但罗伯特·杨认为，自主还需要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自我认识意味着人格的整合，这就是自主与个人主义的区别。通过自我认识，人变得更加整合，与自己内在的真实存在（也就是说，与自己内在的偏好和整合的价值观）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理性的能力和意志的力量的个人主义，只在有自我认识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自主。
和我前面讲过的一样，自我认识（与自我欺骗相对）是个相当复杂的概念。自我认识始于对自身内在过程自在的关注，始于对自己真正感兴趣。而假冒的自我认识（也就是自我欺骗）往往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投资，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看待自己，并被他人视为友好、富有、聪明等。当人们诚实地对自己的内在自我感兴趣时，他们将更有能力放弃自我卷入，更加渴望理解他们在内心探索中遇到的任何事情。自主促进这种自我认识，反过来也被这种自我认识所促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文化强调个人主义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其中的顺从却如此明显。许多美国人虽然不再受宗教或社区价值观的控制，但越来越多地受到外在结果的控制，这些外在结果与大众传媒所宣扬的地位象征相一致。想想看，人们把商标贴在衣服外面而不是里面，难道不是很愚蠢吗？
理解个人主义往往与控制而不是自主共存，使我们能够看清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人们在关注自己的个人利益时，常常感到颇有压力，要通过实现自恋的外在抱负来增强自我意识。他们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服从和顺从。
当然，以自由自主的方式希望成为团体的一员或者向团体中的其他成员看齐，并没有什么错。这是人性的一部分。当人们作为整合良好的个体时，他们会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坚守真实的自己，同时，因为他们相互汲取力量，也会珍惜对他人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