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中的天花要么变成马脸怪物，要么就是死亡，但在香间流传着一个近乎无数的说法，被温和的牛豆祝福过的吉乃女工，似乎与天花达成了某种神秘的豁免协议。
她们虽然手上常长满牛痘的脓疱，但脸上却光洁如初。
乡村医生爱德华詹娜听闻这个神谕，一个疯狂且毒神的念头在他心中燃起，我们能不能主动与小魔鬼牛豆签订契约，来换取对大魔王天花的抵抗权？
1796年，詹大江这个想法付诸实践，他从一位女工的牛痘脓泡中刮去了一些脓液，然后将其划入一个八岁男孩的身体，这在当时看来无异于将诅咒注入纯洁的灵魂。
男孩如期发烧，但很快痊愈，真正的考验在六周后，詹大给男孩接种了真正的天花人斗，这可是彻头彻尾的谋杀。
但幸运的是，男孩安然无恙，天花病毒对她毫无作用。
詹纳的巫术奏效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舆论风暴，皇家学会拒绝他的论文，反对者用漫画将他描绘成一个恶魔。
画中接种了牛痘的人们身上长出了牛角和牛体。
但詹娜没有退缩，她自费出版研究，并在自家后院建起一间牛斗神庙，免费为穷人接种。
她用源自拉丁与牛的疫苗一词为这项技术加冕历史，最终也站在了詹那一边。
1980年，天花，这个肆虐人类千年的瘟神被彻底消灭。
詹娜并不知道这契约为何有效，她只是勇敢的推开了一扇门。
门后的世界依然漆黑一片。
80年后，两位性格迥异的巨匠才真正点亮了门后的世界，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免疫究竟如何作战的世界论战。
一位是法国化学家路易巴斯德，1879年夏天，巴斯德的助手在假期前忘记给其注射新鲜的霍乱病菌，培养敏在实验台上放置了整个夏天。
等到秋天再用这些过期的病菌做实验时，奇怪的事发生了，即只是轻微发病就痊愈了，而且再去接触新鲜病菌时，竟也不再犯病。
巴斯德意识到暴露在空气中的病菌变弱了，但仍保留着某种保护力，由此他做出了第一支通过人工驯化获得的碱毒疫苗。
1881年，巴斯德在图伊乐堡进行了一场公开实验，他给50只羊中的25只注射了炭疽碱毒疫苗，然后让所有羊都暴露在致命的炭疽之中。
结果如他所料，被接种的羊几乎全部死亡，接种的羊毫发无伤。
巴斯德向世界证明，我们可以人为的制造出陪练来训练我们体内那支名为免疫的军队。
但真正让巴斯德名垂青史的是1885年那个傍晚，九岁的约瑟夫梅斯特被疯狗严重咬伤，狂犬病一旦发作无药可治。
绝望的母亲带着孩子找到巴斯德，巴斯德面临着职业生涯最艰难的抉择。
他不是医生，没有行医执照，他的狂犬病疫苗也只在狗身上试验。但最终他决定赌一把。接下来的十天，他连续13次为男孩注射从兔脊髓中提取的碱毒狂犬病疫苗。
尽管男孩被咬已经过了约60个小时，但在巴斯德的治疗下最终康复了，甚至后来成了巴斯德研究所的看门人。
同一时期，在显微镜另一端，一位脾气古怪的俄国人正在观察一个更加离奇的现象。相传在1882年圣诞夜，俄国生物学家梅切尼科夫在自家花园做了一个小实验，他将一根玫瑰刺扎入透明的海星幼虫体内。
第二天他发现无数游走的细胞像愤怒的卫兵蜂拥而上，将那根刺团团围住，试图将其吞噬。
他意识到机体内一定存在一类吞噬细胞，专职吃掉细菌等有害入侵物。
于是，免疫学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以德国科学家为首的体液派坚信，军队靠的是弥散在血液里的化学武器，而梅契尼科夫的细胞派则将全部荣耀归于那些贴身肉搏的控面部队，问战异常激烈。
德国科学家嘲笑梅切尼科夫的理论是原始的细胞噬细胞。在学术会议上，梅契尼科夫则舌战群儒，眼中喷火。
历史最终以一种最富智慧的幽默结束了这场争论。1908年诺贝尔奖同时颁给了这对生死冤家。梅契尼科夫与体业派的代表埃尔利希。
答案不言自明，我们体内的军队既拥有精密的化学武器库，也拥有一支英勇的地面突击队。
如果说此前的故事都是关于我们如何识别并消灭敌人，那么20世纪带来的则是一个更令人不寒而栗的谜题，当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时，会发生什么？
免疫学的先驱二利烯曾断言，生物体内一定存在某种机制，防止免疫系统自相残杀。
但现实远比理论残酷，医生们遇到了越来越多无法解释的怪病，健康的孩子突然无法利用糖分在极度消瘦中走向死亡。
年轻女性脸上出现诡异的蝴蝶状红斑，全身器官莫名衰竭，在这些病人体内找不到任何细菌或病毒。
直到20世纪中叶，科学家们发现这些患者的血液中存在着针对自身组织的抗体。
免疫系统会把自己的细胞当做入侵者，发动一场没有敌人的永无休止的内战。系统性红斑狼疮就是这样一场终极的背叛。免疫系统对细胞核发起了总攻，将整个王国拖入一片火海。
在一形糖尿病患者体内，他们则将生产胰岛素的细胞当成了必须铲除的叛徒，格杀勿论。
至此，我们才触及了那个真正令人不安的真相。免疫系统的首要任务或许并非保卫，而是定义自我。
他用一套充满暴力的敌我识别机制，在混沌的物质世界里强行划下一道我顶非我的界限。
而这个化界的行为本身就注定了他的偏执与悲剧。
过敏与自身免疫病，便是这套暴力定义法合乎逻辑的必然的延伸。
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作为生命体最根本的悖论。
我们因脆弱而渴望建立边界，却又因这边界而备受折磨。这种内在的生物学层面的悖论几乎不可避免的被我们投射到了外部。回头看我们建造的城市、制定的法律、创立的国家，是否也只是我们内在免疫系统的一种社会性复制？
我们用它们来抵御外部的病原体，来划定我们与他们的边界，却也同样因此深陷于战争、偏见与文明的自身免疫病之中。
所以，那个最深层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们这个由无数内在战争塑造而成的脆弱的自我，究竟该如何与一个充满非我的世界相处？
当守护者与毁灭者本为一体时，我们又该如何定义真正的健康与和平？
这或许才是免疫学在教会我们对抗疾病之外，抛给21世纪的最沉重。
